王家屏，字忠伯，号对南，山西大同府山阴人，明代中后期内阁首辅。执阁六年，时间虽短，但给当时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恪尽职守，“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注意处理同内阁诸臣关系，与同僚们和睦相处。曾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予机务，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致仕归里，所以，在雁同、朔州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老成谋国、施政严谨、品格高古，然而既不遇时，也不遇主，昏暗腐败的君主粉碎了他的“尧舜之臣”美梦。
王家屏，生于山西大同府山阴县，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衰，且耕且读，五岁受业于父，治《诗经》，十三岁取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参与修国史。天赋聪颖，才思敏捷，智力过人，据传“凡为文，不属草，含毫沿吟，一挥而就。闭门散帙，不闻诵读声，过目辄不忘”，且谈吐巧捷，四座尽倾。任史官编修《世宗实录》时，不畏权贵，秉笔直书。当时首辅大学士高拱之兄高捷，任操江都御史时，曾用国库钱向严嵩的党羽赵文华行贿，被记入史书。为此，高拱曾多次暗示家屏笔下留情，文过饰非，均遭拒绝，同行以“良史”称之。
由于万历帝年幼，朝廷的实际执掌者是首辅张居正，王家屏晋升为修撰，充日讲官，每天给万历皇帝讲论经文和治道。其时，朝讲经筵多流于形式，然家屏“随事开陈，丰采轩朗”，“敷奏剀挚，帝尝敛容受”，万历皇帝称之为“端人”，并赐“责难陈善”题字。
张居正任首辅，煊赫一时，群臣竭尽阿谀奉迎，张居正患病期间，朝内大臣为表关切和忠诚，都于祠庙间奔走祷祈，唯家屏不屑参加。张居正去世后不到两年，群臣就发泄积怨，倒张居正浪潮渐高，万历帝先褫夺了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官职，取消张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太师头衔，后又加“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之罪，公布天下。此时，家屏却给侍御任正字写信，为张家后代解脱。
进詹事府，兼任翰林侍读学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旋即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受命兼东阁大学士，为内阁成员。在阁期间，直言进谏，不植私交，正色立朝，风节为人称道。作为辅相，恪尽职守，尝曰：“天下治乱在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自己不敢怠惰，不允别人偷懒，连皇帝亦不迁就。由侍读学士擢升为礼部右侍郎，仅仅一月之后，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成为内阁的一员。
家屏丁忧期满，又回到内阁，入京三月“未获一瞻天表”，愤愤指责皇帝：“未有朝夕顾问之臣而可三月不面见者也。”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家屏十分注意同内阁诸臣的关系，当时申时行任首辅，还有许国、王锡爵，家屏居末，然能和睦相处。他在致同僚的信中说：“内不敢求知于宦官宫妾，外不敢得罪于贤士大夫，进无隐情，退无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萧然寒儒，此可不愧于心，不愧于知己者也。”但搞好团结并非家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明史》载：“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可见他与同僚之间的交往是开诚布公、光明正大的，不计较平时之一得一失。在君臣关系上，家屏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能上匿于未形，防欲于微眇”，“疏导密规，防君志未萌之欲;明诤显谏，扶乾纲将坏之枢”，其有不从，则强谏力争。是年末，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向万历皇帝上了“四箴”疏，劝皇上“浓醑勿崇，内壁勿厚，货贿勿侵，旧怨勿藏”。言辞尖利，切中要害。万历震怒不已，欲重罪于仁。家屏挺身而出，陈请于仁为忠正之士，万历让了步，雒于仁免遭重处，善归故里。
家屏因皇帝政事不亲，储位不建，摈斥忠谋，连上两疏自劾求罢，试图以去就之决来感悟主心。万历帝虽没有被真正感动而奋发图强，但也不得不以“忠爱”之言奖励家屏。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以事离职，家屏柄相国当政作了首辅，凡事都以宗社大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赢得了朝野的信赖和尊崇。
明朝“争国本”的斗争发展到最高峰，礼部给事中李献可在“国本”问题上触怒了皇帝，李被降职外调，余伙皆夺俸半年以示诫谕。御批下到内阁，为营救李献可，家屏拒不执行，将御批封还。帝责之“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有人劝他迁就一点，他却说：“人君惟所欲为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轻群下心，吾意大臣不爱爵禄，小臣不畏刑诛，事庶有济耳！”
为促使早立储君，家屏继续以辞职回乡来感化皇帝，结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家屏罢相回到原籍山阴，八年之后，太子始立。陈有年、顾宪成等为举荐他而遭到贬谪，东林党人对他推崇备至，但终因万历帝恶其耿直，乡居十年，再没有被起用，乡居期间，他潜心整理自己的文稿。
后来，皇帝感念王家屏的公道正派，派人去山阴慰问他，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赐他金币、羊、酒。王家屏病逝，终年六十八岁，万历帝追封其为少保、谥文端，并选择山阴河阳堡桑干河畔为他修了一座占地十五亩的坟墓，熹宗时又增封太保，民间以“王阁老”、“王阁爷”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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