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和夏商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依旧是存在不同差异的。
只是，这种不同差异，是从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的。
这时候的纹饰，开始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
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
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
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
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啊。
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
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也有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
之所以会否定掉，是因为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
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会遵循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
西周时期的许多纹饰遵循这个规律，如商代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及其变形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就逐渐被淘汰。
在西周中后期，兽面纹很少，即使有也多在足部和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另外，商代的夔龙和鸟纹在西周时期也是少见，基本上弃置不用了。
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生产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西周时期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的对手了，人们对许多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不再恐惧，不再崇拜。
即便征服不了的猛兽，至少也对它们的习性有了深刻的了解，已经不再属于崇拜的对象。
这样这些动物的神秘性就小了，更不要说是称之为神了。
所以在西周时期真正的兽面纹就少了。
即使有，也多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
因为，只有抽象才是超现实的，才是人们所崇拜的。
而替代的则是新的纹饰。
当然，这些纹饰是抽象到了极点。
比如重环纹、垂鳞纹、龙纹等。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于解释的纹饰。
比如说波曲纹，在西周时期的青铜豆和青铜甑（zeng）等器物上都有表现。
对于这种波曲纹，有研究者认为是一种不知名的兽纹。
不过，我们对波曲纹的研究还很不够，无法解读出具体的某种形象。
但是，据业内研究者对虢（guo）国墓地青铜器上的波曲纹进行观察，推测波曲纹的形象应该是大海的波浪，或者至少应该和大海有点联系。
因为大海在周代时期，还是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的事物。
所以，大海对于周人来讲还是极神秘的，这样便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当然，这也只是推测，暂时还没有确切证据能够佐证表明。
西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布局方法上还出现了几种纹饰并存的局面。
有的上面饰窃曲纹、中间为三角纹和窃曲纹、腹部为凤鸟纹或龙纹、圈足是窃曲纹，十分复杂。
在手法上，主要采用虚实、纵横、疏密等排比方法，使图案变化丰富多彩，但是对称性很强。
另外，西周时期纹饰的特点还有一点，这就是主次纹饰的应用。
即在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一般都有几种，但只有一种纹饰是主体，其特点很明显，一般都占据着显着的位置，且面积很大。
如今市场上有很多仿制的西周青铜器，但大多都是不得其精髓的。
这些，都是有关纹饰鉴别的相关要点。
除了这些，还可以从铜铁合铸的特征鉴别。
据近代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
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
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
1990年，豫省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
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
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
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除了这些鉴别青铜器的要点之外，还可以从铸范种类入手。
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
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
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
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
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
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除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之外，后代还有诸多仿制品。
彼此的特点，也有着不少差异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制礼作乐均依周制。
官方或私人为了举行祭祀等礼仪活动的需要，不断仿照《三礼图》或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而铸作新的青铜礼器，这就是仿制品。
其特点是在器物上大多标明仿制的时间、用途及仿制者等。
在进行鉴定工作时，首先要区分仿制品与伪品，不应将仿制品列为伪品。
其次仿制品对研究历代礼乐制度及文化艺术也有着一定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给予适当的评价。
宋代以前的仿制品已很少见。
因为宋代金石学兴起，收集了大量的古代青铜器，并认识了《三礼图》的错误，遂改依古代青铜器仿制礼器，用来作为庙堂之祭器。
宋代仿制情况可以参考宋代进士翟汝文的《忠惠集》，及清朝晚期经学大师孙诒让的《政和礼器文字考》。
宋徽宗崇宁四年仿春秋时期宋公戍钟而制作的大晟钟，尚有流传至今者。
清代的青铜器图录书中也着录了一些宋仿铜器。
元代官府出蜡局亦曾仿古代青铜器而制作了一批祭器。
明代着名的宣德炉都有许多是仿照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加以变化而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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