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玄之，生卒年不详，南昌（今属江西）人，唐玄宗开元前期着名文人、官员，以文才卓绝、交游广阔闻名于时。他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右补阙等职，尤其在谏官任上秉持直言之风，更以诗文、判牍见长，深得开元名相张说赏识，与张九龄、贺知章等文坛巨擘交契深厚，是开元盛世文坛的重要参与者，其事迹虽未独立成传，却在《曲江集》《全唐文》等典籍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徐玄之的仕途起步于监察体系，早年曾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迁司勋、考功、吏部员外郎等职，辗转于中央行政与监察部门，积累了丰富的政务经验。开元年间，他因文才与品行被擢升为右补阙，跻身谏官之列。右补阙隶属门下省，虽官阶不高，却肩负着规谏君主、弹劾百官的重要职责，需兼具敏锐的洞察力与敢于直言的勇气，这一任命既是对其政务能力的认可，更彰显了朝廷对其品格的信任。在任期间，徐玄之始终恪守谏官本分，虽无惊天动地的谏诤之举载于史册，却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履行职责，其行事风格与开元初年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的风气相得益彰。
文才是徐玄之立足朝堂、扬名文坛的核心资本。他的文辞不仅典雅庄重，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更蕴含着对时政的深刻洞察，这一点尤其得到开元名相张说的赏识。张说作为开元文坛的领袖人物，素有“燕许大手笔”之称，识人荐才眼光独到，对徐玄之的文才推崇有加，常与之探讨诗文、商议政务，这份赏识也为徐玄之跻身核心文人圈层奠定了基础。在张说的引领下，徐玄之成为开元文坛的活跃分子，与一众名士往来密切，其中最着名的便是与张九龄、贺知章的交游。
贺知章以旷达洒脱的诗风与过人学识闻名，徐玄之与他志同道合，常一同参与文人雅集，饮酒赋诗、纵论古今，在诗酒唱和中结下深厚情谊。而张九龄与徐玄之的交往更显深厚，其文集《曲江集》中专门收录了赠给徐玄之的诗作，诗中既饱含对友人学识品行的赞誉，也流露着志同道合的知己之情，成为二人交游的直接佐证。在这些文坛巨擘的影响下，徐玄之的诗文创作愈发精进，其作品虽流传不多，却在当时备受推崇，成为开元文坛繁荣景象的缩影。
除了诗文造诣，徐玄之的公文写作能力同样出众，《全唐文》中留存的数篇判文，便是其才学的有力证明。唐代判文是官员处理政务、决断案件的重要文书，要求逻辑严密、文理兼备，既要符合律法规定，又需兼具文采，是对官员综合素养的全面考验。徐玄之的判文立足实际政务，析理清晰、措辞精准，既体现了他对典章制度的娴熟掌握，又展现了其扎实的文字展现了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字字珠玑间尽显儒臣风范，也为后世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与公文文体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徐玄之的仕途并未止步于右补阙，据史料记载，开元十五年（727年），他自谏议大夫调任湖州刺史，后又改任邠王府长史，从中央谏官到地方主政，再到王府僚属，其任职轨迹横跨中央与地方、行政与王府，始终以勤勉尽责的态度履职。在湖州刺史任上，他因地制宜治理地方，重视民生与教化，虽无显赫政绩传世，却也深得百姓爱戴；担任邠王府长史期间，他悉心辅佐王府事务，以学识与经验助力王府规范化运作，尽显儒臣本色。
作为开元盛世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徐玄之的一生虽未留下惊天动地的伟业，却以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他既是恪尽职守的官员，以谏官之责践行着士大夫的担当；又是才华横溢的文人，以诗文判牍点缀着开元文坛的繁荣；更是忠恕谦和的友人，以真诚坦荡赢得了名士们的敬重。他的事迹虽散见于各类典籍，却串联起开元年间政治、文化的鲜活片段，印证了那个时代“重文崇贤”的社会风气。
徐玄之的存在，如同一颗温润的星辰，虽不似张九龄、张说那般光芒万丈，却以自身的才学与品行，在开元盛世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盛世的繁荣不仅需要叱咤风云的领袖，更需要无数如徐玄之这般坚守本分、深耕才学、温润谦和的士人，正是这些人的共同努力，才铸就了开元盛世的璀璨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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