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丁巳年）
春天二月癸未日，太平公史万岁攻打南宁的羌人，把他们平定了。一开始，梁睿打败王谦的时候，西南的少数民族，不管是夷人还是獠人，基本都归附了，就只有南宁州的首领爨震仗着自己离得远，不服管。梁睿就给皇帝上疏，说：“南宁州，在汉朝的时候就是牂柯的地盘，人口众多，金银财宝那叫一个丰富。以前梁朝的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征调去荆州，当时中原战事正紧，没空顾及远方，当地的土人爨瓒就趁机占了一块地，后来国家只能远远地封他做刺史，他儿子爨震就一直继承到现在。可这爨震对朝廷太没礼貌了，该交的贡赋也不上交，我请求趁着平定蜀地的兵力，顺便把南宁也拿下。”后来南宁的夷人爨玩投降了，朝廷封他做昆州刺史，结果没多久他又反叛了。于是朝廷任命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带兵去攻打。史万岁从蜻蛉川进入，一直打到南中地区。夷人在各个险要地方都设了据点，史万岁一路过关斩将，把他们都打败了。路过诸葛亮的纪功碑，渡过西洱河，进入渠滥川，走了一千多里地，攻破了三十多个部落，俘获了男女两万多人。这下夷人们都吓坏了，赶紧派使者来请求投降，还献上直径一寸的明珠。史万岁就在那里刻石碑，赞颂隋朝的功德。史万岁请求把爨玩带回朝廷，皇帝下诏同意了。可爨玩心里却打着小算盘，不想去京城，就拿金银财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收了好处，就把爨玩丢下，自己回去了。
庚寅日，皇帝去了仁寿宫。
桂州的俚族首领李光仕造反了，皇帝派上柱国王世积和前桂州总管周法尚去征讨。周法尚调岭南的兵，王世积调岭北的兵，约定在尹州会合。结果王世积那一路的士兵遇到瘴气，走不了了，只能停在衡州，就剩下周法尚独自去征讨。李光仕打不过，带着一些精兵逃到白石洞死守。周法尚俘虏了很多李光仕手下的家眷，只要有人来投降，就把他的妻子儿女还给他。过了十天，就有好几千人投降。李光仕的队伍彻底溃散，他自己也被追上砍了脑袋。
皇帝又派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去招兵讨伐李光仕。何稠去劝降了李光仕的党羽莫崇等人，还按照皇帝的旨意，任命这些首领做州县的官员。何稠是何妥哥哥的儿子。
皇帝因为岭南的夷人和越人老是造反，就任命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管理十七个州的军事，还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事务，刺史以下的官员，他都能直接任命。令狐熙到了地方，大力推行恩德和诚信，那些溪洞的首领们互相说：“以前的总管都是用武力威胁我们，现在这位却是用文书来开导我们，咱们可不能再违抗了！”于是大家纷纷归附。之前因为地方局势不稳定，很多州县的官员都到不了任，只能在总管府办公。令狐熙让他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还帮着修建城邑，开办学校，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被感化了。俚族首领宁猛力，在陈朝的时候就占据了南海，隋朝建立后，安抚了他，封他做安州刺史。这宁猛力仗着自己地盘险要，一直很傲慢，从来不去拜见上级。令狐熙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宁猛力被感动了，主动到官府拜见，也不敢再闹事了。令狐熙还上奏，把安州改成了钦州。
皇帝觉得手下的官员对上级不够敬畏，很多事情都办不成。三月丙辰日，就下诏说：“各个部门在判定属官罪行的时候，如果按法律判轻了，但实际情节严重，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用杖刑。”这一下可好，上下官员互相逼迫，动不动就打人，都把残暴当成有能力，把守法当成懦弱。
皇帝因为盗贼太多，下令偷一钱以上就要砍头示众，甚至有三个人一起偷了个瓜，被发现后就直接处死。这下出门在外的人都不敢随便走了，起得晚睡得早，整个天下都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了官员，对他说：“我们可不是为了钱！我们是为那些被冤枉的人出头。你替我们给皇帝带个话：从古到今，治理国家定法律，可没有偷一钱就判死刑的。你要是不把这话传给皇帝，我们还会再来，到时候你们都别想好过！”皇帝听说后，就取消了这个法律。
有一次，皇帝正生气，想在六月用杖刑杀人，大理少卿河东人赵绰坚决反对，说：“六月是夏天，天地万物都在生长，这个时候不适合杀人。”皇帝反驳说：“六月虽然万物生长，但这时候也经常打雷啊，我按照上天的规律行事，有什么不行！”最后还是把人杀了。
大理寺有个叫来旷的官员，上奏说大理寺的官员判案太宽松。皇帝觉得来旷这人挺正直，就让他每天在五品官员的行列里参见。这来旷又举报少卿赵绰随意免除犯人的徒刑。皇帝派亲信去调查，结果发现赵绰并没有偏袒徇私。皇帝这下可气坏了，下令将来旷斩首。赵绰又出来据理力争，说不能将来旷处死，皇帝气得一甩袖子，转身进了内室。赵绰脑子一转，喊着：“陛下，我不再说来旷的事了，我还有其他事要奏报。”皇帝这才让人把他带进内室。赵绰赶紧跪下，拜了两拜说：“陛下，我有三条死罪。我作为大理少卿，没管好下面的官员，让来旷触犯了刑律，这是第一条。犯人不该死，我却没能拼死谏争，这是第二条。我本来没别的事，却撒谎求见陛下，这是第三条。”皇帝听他这么一说，脸色才缓和了些。正好独孤皇后也在旁边，就下令赏赐赵绰两杯金杯酒，连杯子一起赏给他了。来旷因此免了死罪，被流放到广州。
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造反，按道理萧摩诃也要受牵连。皇帝说：“萧世略还不到二十岁，他能掀起什么风浪？肯定是因为他是名将之后，被别人逼着干的。”就想赦免萧摩诃。赵绰却坚决反对，皇帝拗不过他，又想趁赵绰走后赦免萧摩诃，就叫赵绰先去吃饭。赵绰说：“我上奏的案子还没处理完，不敢退下。”皇帝没办法，只好说：“大理少卿，你就为朕特别赦免萧摩诃吧。”然后让身边的人把萧摩诃放了。
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了条红色的裤子，民间传说穿这个能升官。皇帝觉得这是在搞迷信活动，要把他斩首。赵绰说：“按照法律，他不该死，我不能接受这个诏令。”皇帝气得不行，说：“你这么心疼辛亶，就不心疼自己！”下令把赵绰拉出去斩首。赵绰说：“陛下您宁可杀了我，也不能杀辛亶。”到了朝堂，赵绰解开衣服准备受刑，皇帝派人来问他：“你还坚持吗？”赵绰回答：“我一心执法，不怕死！”皇帝气得又一甩袖子进了内室。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赵绰放了。第二天，皇帝还专门向赵绰道歉，又安慰鼓励他，赏赐了三百段财物。
当时皇帝禁止使用质量不好的钱，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坏钱换好钱，被巡逻的武侯抓住报告给皇帝，皇帝下令把这两人都斩首。赵绰又进谏说：“这两人的罪过最多打一顿板子，杀了他们不符合法律规定。”皇帝不耐烦地说：“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赵绰说：“陛下您不嫌我笨，把我放在司法部门，现在要随便杀人，怎么能和我没关系呢！”皇帝说：“你就像要撼动大树，树不动你就该退下。”赵绰回答：“我希望能感动陛下的天心，还管什么大树动不动。”皇帝又说：“喝汤的时候汤太烫，就先放下，你是想挫损天子的威严吗！”赵绰还是一个劲儿地磕头，还往前凑，皇帝呵斥他，他也不肯退，最后皇帝没办法，只好又进了内室。治书侍御史柳彧也上奏恳切地劝谏，皇帝这才打消了杀那两人的念头。
皇帝觉得赵绰真诚正直，经常把他带到内室。有时候皇帝和皇后坐在一张榻上，就招呼赵绰坐下，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的得失，前前后后赏赐给他的财物不计其数。赵绰和大理卿薛胄同一时期在任，两人都以公正宽厚出名。不过薛胄断案注重情理，赵绰则严格守法，两人都很称职。薛胄是薛端的儿子。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的记载，像一幅立体的历史画卷，展现了隋初在军事、法律、边疆治理等领域的复杂面相，其中的治理逻辑、人性博弈与制度张力，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边疆治理：武力与怀柔的“双轨实验”
隋初对边疆的治理，呈现出鲜明的“刚柔并济”特征，但效果却因执行者的选择而天差地别。
史万岁平定南宁羌（今云南一带），一路破三十余部、拓地千里，展现了隋朝军事力量的威慑力，但其收受爨玩贿赂而纵虎归山，又暴露了边疆将领权力失控的隐患——武力能暂时压服反抗，却因腐败消解了治理根基，为日后叛乱埋下伏笔。
反观令狐熙治理岭南，则走出了一条“以恩信代兵威”的路径。面对俚、越等族的反复叛乱，他不依赖军事镇压，反而“大弘恩信”，通过亲自手写文书晓谕部族、派遣官员赴任、建城邑、开学校，用制度建设与文化融合消解隔阂。连恃险骄横的宁猛力都主动归附，证明“柔性治理”在民族地区的长效性：比起武力征服，尊重差异、推动融合的“攻心”之策，更能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
法律制度：从“极端严苛”到“有限修正”的摇摆
隋文帝在这一年的法律实践，堪称“君主意志与法律理性的角力场”。
他曾规定“盗一钱以上皆弃市”，甚至三人共盗一瓜即处死，这种极端重刑看似为了遏制犯罪，实则引发全社会恐慌——“行旅皆晏起早宿”，连路人都因恐惧而改变作息。直到被“劫执事者”直言“自古以来未有盗一钱而死者”，才被迫废止，这揭示了一个朴素的治理规律：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残酷，而在于公平与适度，超出社会共识的“恶法”，终将被现实反噬。
更值得玩味的是隋文帝的“双重标准”：他既允许“律外决杖”，鼓励官员用酷刑立威，又在赵绰的反复劝谏下，多次修正自己的专断判决（如赦免来旷、辛亶、恶钱交易者）。这种摇摆，暴露了专制皇权下法律的本质——它既是统治工具，又需维持“正义”的表象。当君主意志与法律条文冲突时，赵绰这类“执法者”的坚守就成了关键：他敢在朝堂解衣待斩仍坚持“宁杀臣，不可杀辛亶”，用生命扞卫法律底线，恰是古代司法中“理性微光”的体现。
人性与制度：权力场中的“坚守与妥协”
这段记载中的人物群像，生动展现了权力结构下的人性选择。
史万岁是“能吏+贪官”的混合体，他的军事才能与贪腐行为并存，反映了古代边疆将领“功过难辨”的普遍困境；赵绰则是“理想主义司法者”的代表，他以“三死罪”自劾、冒死谏言，甚至不惜“矫言求入”劝谏，用迂回策略对抗皇权专断，其“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的信念，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后世“司法良知”的象征。
而隋文帝本人，更像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既有“六月行诛”的刚愎，又能在赵绰苦谏后“解颜”赦人；既想靠重刑立威，又在现实教训前修正错误。这种矛盾，本质是“专制皇权”与“治理理性”的博弈——他需要用绝对权威维护统治，却也不得不承认：仅凭暴力与专断，无法支撑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
结语：历史的镜鉴意义
开皇十七年的这些事件，看似零散，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治理的本质，是平衡而非极端。边疆治理中，武力与怀柔的平衡决定稳定；法律实践中，威慑与公平的平衡决定认同；权力运行中，权威与理性的平衡决定长久。赵绰的坚守提醒我们：制度的生命力，往往系于那些敢于对抗“极端”的人；而隋文帝的修正则证明：任何脱离现实的治理手段，终将被历史拉回正轨。这或许就是千年之前的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最珍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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