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还在掌心发烫，我盯着屏幕上的文件名《回应》看了很久。
那串音符从耳机里流出来的时候，我没有立刻听懂它的意思。钢琴声很轻，像是踩在雪地上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到了第三小节，一个熟悉的声音浮上来——是我那天清唱的副歌片段，被重新编进陌生的节奏里，却没有被掩盖，也没有被扭曲。它还在那里，清晰、真实，像我自己一样。
我摘下耳机，把那段音频又放了一遍。这次闭上眼睛，只听自己的声音如何被另一种音乐包裹，又被托起。原来他们不是要我变成别人，而是想看看我能带来什么不同。
门被敲了两下，接着关毅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杯水，脚步放得很轻，像是怕打扰什么。我把耳机拿下来，递给他一只。他戴上后没说话，安静听完，然后把耳机取下，放在桌上。
“他们回你了？”他问。
我点头。“不只是回复，是……接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询问。
“我之前一直担心说错话，唱得不够标准，表达不清楚想法。可他们没有等我说出完美的句子，而是听了我的声音本身。”我停了一下，“他们愿意听我说话，也愿意让我说下去。”
关毅嘴角动了一下，但没有笑出来。他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些天我们开过的每一次会，录过的每一段试音，改过的每一版歌词，都不是为了变成谁期待的样子，而是让我还能站在这里，用我的方式开口。
“接下来呢？”他问。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是城市的夜，楼下的路还亮着灯，一辆车缓缓驶过，车轮压过路面的声音传上来，低而稳。我望着那道光移动的方向，直到它拐弯消失。
“我不想再只是回应邀请的人了。”我说，“我想成为那个发出声音的人。不是因为别人选了我，是因为我值得被听见。”
关毅没有接话。他走到我旁边，和我一起看着窗外。我们都没再说话，但空气里的重量变了。之前的紧张、反复确认、一遍遍修改的焦虑，好像在这一刻松开了。
“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我忽然说。
“不是语言，不是风格差异，也不是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想法。”我转头看他，“是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能站在这个位置。”
小时候在快递站唱歌，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站在舞台上，是为了不让养父母失望。再后来拼命努力，是怕被人说不过是个运气好的新人。我一直活在别人的目光里，连呼吸都想着该不该、对不对。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才去唱。”我说，“我是真的想走下去。不管多难，我都想试试能走多远。”
关毅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开口：“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坚定的？”
“就在刚才。”我说，“听到他们把我唱的那段留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条路我可以走。”
他笑了。这一次是真真切切地笑了，眼角有了细纹，肩膀也放松下来。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动作很轻，却让我觉得踏实。
“那你就好好唱。”他说，“不用模仿任何人，也不用迎合谁的标准。你就做你自己，就够了。”
我点头。
回到桌前，我打开电脑，把之前存的所有资料重新调出来。合作曲的结构图、对方团队的作品分析、我自己写的几段旋律草稿，全都列在屏幕上。我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上“新方向”。
关毅坐到我身边，看了看屏幕。“你要重写？”
“不完全是。”我说，“我想加一段主歌，用更简单的词，讲一件事。”
“什么事？”
“讲一个女孩本来不敢抬头走路，后来有人告诉她，声音是可以发光的。”
他没说话，只是静静听着。
我继续说：“她试了很多次，摔了很多次，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但她一直没有停下。因为她发现，只要她还在唱，就有人愿意停下来听。”
关毅点点头。“那就写进去。”
我开始打字。手指在键盘上移动，句子一段段成型。有些地方卡住，我就停下来想，换个说法。关毅偶尔指出哪里表达不清，或者节奏太密，我就删掉重来。
写完第一段，我读了一遍。
不是最漂亮的句子，也不是最巧妙的押韵。但它是我心里的话。
我按下保存键，抬头看向关毅。
“你会帮我把这段录进去吗？”我问。
“当然。”他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明天就行。”我说，“我想早点让他们听到。”
他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空杯子。“你今晚别熬太晚。”
“我不累。”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转身往门口走。手搭上门把时，他又停了一下。
“姜美丽。”
我抬头。
“你比你自己以为的，坚强得多。”
门关上了。
我坐在原位没动，耳边还回响着他最后那句话。
过了几分钟，我打开录音软件，戴上耳机。麦克风亮起红灯，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哼唱刚写的那一段旋律。声音不大，也没有修饰，就是最普通的试唱。
唱到一半，我停下来，回放了一遍。
有点生涩，气息也不够稳，但它是真实的。
我重新开始，一遍一遍地录。直到有一遍，我觉得可以了。
点击导出文件，命名：《我想说的话》。
鼠标移向发送按钮时，我顿了一下。
然后点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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