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城县赵家暴力抗法、毁坏丈量工具、殴打数据司官员的事件，被陈远以六百里加急，附上详细人证物证，直接奏报到了崇祯皇帝的御案前。奏章中，陈远并未过多渲染情绪，而是以冷静的笔触，详细描述了清丈田亩试点遇到的普遍性阻力，分析了士绅集团隐匿田产、转嫁税负对国家财政和民生的危害，最后恳切陈词，强调清丈之事“关乎国脉，非严法不足以震慑奸顽，非决心不足以竟全功”。
这封奏章，如同一块投入早已不平静湖面的巨石，在紫禁城内引发了新一轮的波澜。
崇祯皇帝看着奏章中描述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一个致仕侍郎之家，竟敢公然暴力对抗朝廷钦差委派的清丈人员，其隐匿田产竟达账面十倍之巨！再联想到各地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以及国库几乎见底的窘境，一股无名怒火直冲顶门。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崇祯在乾清宫内来回踱步，脸色铁青，“朕之天下，竟成了这些蛀虫硕鼠的乐园！隐匿田产，对抗王法，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帝！”
侍立一旁的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小心翼翼地说道：“皇爷息怒。陈御史所奏，想必不虚。只是……这清丈田亩，牵涉太广，若操之过急，恐生大变。如今朝野上下，对此事非议颇多，皆言此乃与民争利，恐失天下士绅之心……”
“与民争利？谁是民？是那些无地少地的穷苦百姓是民，还是这些田连阡陌、富可敌国的士绅是民？！”崇祯猛地停下脚步，目光锐利地看向王承恩，“大伴，连你也觉得朕该向他们妥协吗？”
王承恩吓得连忙跪倒：“老奴不敢！老奴只是……只是担心物议沸腾，于皇爷圣名有损，于朝局稳定不利啊！”
崇祯沉默了片刻，怒火渐渐被一种深沉的疲惫和无奈取代。他何尝不知道士绅集团的力量？他何尝不担心激起更大的反弹？但他更清楚，再不改革，大明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真的要沉没了。
“陈远自请分权的奏章，你怎么看？”崇祯忽然问道。
王承恩斟酌着词句：“陈御史此举，想必是体恤圣意，表明其无私心。只是……如今三省新政，皆系于他一人之身，若骤然分权，恐生混乱。且清丈之事，正处关键时刻，非强力手腕不能推行。”
崇祯点了点头，他内心十分矛盾。他既需要陈远这把锋利的刀，去切割帝国的腐肉，又担心这把刀太过锋利，最终会伤及自身。陈远自请分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疑虑，但也让他更加意识到，眼下无人可以替代陈远推进新政。
“传旨。”崇祯最终做出了决断，“历城县赵文远家，暴力抗法，隐匿田产，欺君罔上，罪无可赦！着革去赵文远一切功名官职，锁拿进京，交刑部严审！其家产，抄没充公！涉案家丁、奴仆，一律严惩不贷！山东巡抚衙门、按察使司，协同陈远，务必将此案办成铁案，昭示天下！”
这道旨意，无疑是给陈远和清丈工作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展现了皇帝在此事上的强硬态度。
“另外，”崇祯顿了顿，补充道，“告诉陈远，朕知他公忠体国，锐意改革。清丈田亩，乃国之要务，望他排除万难，务必成功。至于分权之事……暂不必议。朕信得过他。”
然而，圣旨归圣旨，皇帝的信任也并非毫无保留。在私下里，崇祯还是对王承恩吩咐道：“让东厂的人，也给朕盯紧点三省，尤其是陈远和李定国、沈炼等人的动向。但凡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迹象，立刻报朕！”
帝心似海，深不可测。一方面，他需要陈远的才干和魄力来挽救危局；另一方面，对权臣的天然警惕又让他无法完全放心。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得陈远的处境，既拥有空前的权力，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当皇帝的旨意和密令几乎同时传出紫禁城时，陈远在大名府接到了圣旨。对于皇帝坚决支持清丈的态度，他感到振奋；但对于那句“分权之事暂不必议”和背后隐含的更深层次的审视，他同样心知肚明。
“陛下这是要用我，也要防我啊。”陈远对李定国和沈炼苦笑道。
“陛下既然支持，我们便放手去干！”李定国倒是很乐观，“有陛下撑腰，我看那些士绅还敢如何嚣张！”
沈炼则冷静地提醒：“大人，东厂的人，最近在三省活动频繁。我们行事，需更加谨慎，尤其在军中及数据司内部，要严防有人被收买，构陷罪名。”
陈远点头：“我知道。如今我们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将清丈之事做成功，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充盈国库，惠及百姓，我们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成为他人攻击我们的口实。”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重新变得坚定：“传令下去，以赵家案为突破口，扩大清丈范围！同时，将我们清丈出的成果，隐匿田产的数据，以及追缴的税款，定期向陛下和朝廷禀报！我们要用源源不断的数据和实实在在的银子，来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
君臣之间，一场基于现实需要和权力猜忌的复杂博弈，仍在继续。而陈远，则在这博弈的钢丝上，推动着那场关乎大明国运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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