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赵云麾下的“山猫”、“玄微子”们如同幽灵般，在益州的群山峻岭、市井作坊中悄然活动，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收集着宝贵情报时，另一条战线上的博弈，也以更加诡谲隐秘的方式进行着。这条战线不涉及刀兵相接，不依靠山川险阻，只依托于人心最深处的那点猜忌、恐惧与贪婪。它的目标，是进一步搅浑益州这潭水，让刘璋在内外交困中更加孤立，更加依赖（或者说，别无选择地倒向）来自东方的“潜在盟友”——赵云。
刘璋暗弱，这是共识。但他毕竟占据益州天府，带甲十万（虽多不堪用），北有张鲁，东有荆州，在天下棋局中，并非无足轻重的棋子。无论是即将大举南下的曹操，还是觊觎其地的孙权，乃至近在咫尺的汉中张鲁，都可能对益州产生想法。刘璋本人，也并非毫无外交手腕，在曹操、孙权之间，他或许也在摇摆观望，试图寻找平衡，甚至可能在极端压力下，做出令人意外的选择。
赵云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需要刘璋在恐惧中紧紧抓住他这根“稻草”，而不是倒向曹操或其他人。他要加深刘璋对曹操的恐惧与猜忌，同时，也要让曹操对刘璋产生疑虑，从而在刘璋与曹操之间，砌起一道更高的、难以逾越的猜疑之墙。
“离间计”，这种古老而有效的战术，在赵云手中，被赋予了新的、更具针对性的内涵。他不仅要离间刘璋与曹操，更要精准地控制离间的“度”与“方向”，让猜忌的火苗按照他设定的轨迹燃烧。
第一条计策，针对曹操。通过糜竺、糜忠在许昌、邺城乃至荆州与中原交界处的商业网络，以及安插在曹操势力范围内的眼线，开始有控制地散布一些“小道消息”。消息内容大致如下：
“听说了吗？益州刘季玉，眼见曹丞相势大，恐其南征之后，兵锋西指，已秘密遣使，携蜀锦、金银、朱砂，经汉中或荆州小路，欲与丞相通好，愿称臣纳贡，以求保全。”
“不止呢！据说使者还带了西川地理详图，以示诚意。刘璋承诺，若丞相南征需借道或粮草，益州愿酌情提供便利。”
“唉，这刘季玉，倒是识时务。只是如此一来，荆州的赵子龙，还有江东的孙仲谋，岂不是被夹在中间了？”
“嘘……此事隐秘，切莫外传，据说丞相府内也有争论，有说可纳其降，以安西线；有说刘璋反复，不可轻信……”
这些流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刘璋或许真有过担忧，甚至私下里动过心思，但绝未到正式遣使、献图称臣的地步。然而，这些话传到生性多疑的曹操耳中，效果就不同了。曹操本就对西边未宁耿耿于怀，马超、韩遂未平，汉中张鲁态度暧昧，若益州刘璋再暗中与己为敌，或首鼠两端，确是大患。他会本能地怀疑，刘璋是否真的在暗中搞小动作？是否在观望自己南征成败，再决定倒向哪边？这种怀疑，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颗种子，就能在曹操心中生根发芽，让他对刘璋的“忠诚”打上大大的问号，在处理与益州相关事务时，更加谨慎，甚至可能提前做些防范性布置。这，就达到了赵云的第一个目的：在曹操心中埋下对刘璋的刺。
第二条计策，反向操作，针对刘璋。这条计策更加直接，也更为致命。糜竺、法正等人，通过益州内部的关系网（尤其是那些已被拉拢或可施加影响的官吏），以及往来荆益的商旅，开始将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意中”泄露到刘璋及其亲信的耳朵里，并确保这些消息能通过不同渠道交叉印证，增加“可信度”。
消息内容耸人听闻：
“北边有商旅从长安来，说曹丞相在许昌大宴群臣，酒酣耳热之际，曾手指西南，言‘蜀地富庶，刘璋闇弱，此天以资我也。待南征事毕，当遣一上将，提一旅之师，西取汉中，南定巴蜀，则天下三分，吾有其二矣！’”
“襄阳那边也有传言，说曹操的谋士程昱、刘晔等人，已向曹操献策，言‘刘备新败（指博望坡），赵云虽勇，然北荆州地狭，难抗天兵。可先以偏师牵制赵云，主力南下江陵，同时遣使诱降刘璋，许以高官厚禄，若其不从，则南征之后，可挟大胜之威，水陆并进，假道伐虢，一举而定西川！’”
“更有甚者，说曹操已密令镇守关中的夏侯渊，暗中整备兵马，囤积粮草于陈仓，名为防备马超，实则为将来入川做准备！连从子午谷、傥骆道进兵的路线都在沙盘上推演过了！”
这些消息，将曹操描绘成一个对益州虎视眈眈、必欲得之而后快的野心家，甚至已经有了具体的战略构想。更可怕的是，其中夹杂着“假道伐虢”、“许以高官厚禄”等极具诱惑与欺骗性的细节，正戳中刘璋性格中懦弱多疑的软肋。
消息如同毒箭，一支接一支射向成都的州牧府。刘璋初闻，或许还将信将疑。但当这些“传闻”从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人口中陆续传来，甚至有些“传言”中提到的曹操部将姓名、关中屯粮地点都似模似样时，刘璋的恐惧被迅速放大。他本就对曹操的强大感到畏惧，如今“证实”曹操果然在打益州的主意，如何不惊惶失措？
他召集群臣商议。以张松、法正为代表的“暗赵派”，自然趁机添油加醋，痛陈曹操之害，强调益州之危。张松甚至“痛心疾首”地指出：“主公，前番便有流言，言我益州有人暗中与曹贼交通，此必是曹贼反间之计，意在乱我内部，为其日后进兵制造口实！今观其言论，其吞我之心，昭然若揭！我益州北有张鲁，东有荆州之变（指赵云崛起），若曹贼再自北而来，三面受敌，如之奈何？”
法正则“冷静”分析：“曹操南征，胜负未知。然无论其胜败，以其贪残之性，必不放过益州。胜，则挟威而来，势不可挡；败，则需拓地补偿，西川肥美，正其目标。为今之计，当外结强援，内修武备。荆州赵子龙，与曹贼势不两立，其势方张，正可为我屏障。当加紧与之联络，示之以诚，结为唇齿。纵不能使其为我前驱，亦可令曹贼投鼠忌器，不敢全力图我。”
刘璋身边的佞臣如张裕、庞羲，或懵懂无知，或只知逢迎，提不出什么切实建议，反而让刘璋觉得他们无能，更加倚重“见识不凡”的张松、法正（至少表面如此）。
在恐惧与孤立感的双重压迫下，刘璋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他对曹操的恐惧与猜忌达到了顶点，对“外援”的渴望也前所未有地强烈起来。虽然不至于立即公开倒向赵云，但其态度已然发生微妙而决定性的转变。他默许甚至暗中鼓励了张松、法正等人与荆州方面的“正常”商业与书信往来，对“糜记”商队在益州的活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孟达等与赵云有联系的边境将领，也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在他心中，赵云这个“抗曹先锋”、“强硬邻居”，不知不觉间，从需要防范的对象，变成了可以借重、甚至必须依赖的“潜在盟友”。
至此，赵云的离间计大获成功。他成功地在曹操心中种下了对刘璋的疑心，又在刘璋心中埋下了对曹操的深度恐惧，并巧妙地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了刘璋对己方势力的依赖需求。曹、刘（璋）之间的关系，被一道无形的猜忌之墙隔开，而这堵墙的建造者，正是远在荆州的赵云。他稳坐钓鱼台，静观东线（曹操）与西线（刘璋）因他的计谋而心生嫌隙，为自己“暗度陈仓”的长远战略，又扫清了一层心理与外交上的障碍。
潜龙弄权，于千里之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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