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西安长安区的唐代墓葬考古现场，铁锹与泥土碰撞的脆响里，一卷泛黄的墓志铭缓缓显露真容。碑刻字迹虽有磨损，“董韶荣”三字仍清晰可辨，考古人员循着史料溯源，竟牵出一段盛唐往事——这位离世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廿六日的女子，正是唐代名相、诗人张九龄的发妻。
而此刻再翻《资治通鉴》，恰能查到关键一笔：就在董韶荣离世前几日，张九龄刚从大唐权力中枢跌落，被贬为荆州长史。一边是结发妻子撒手人寰，一边是半生仕途骤然倾覆，开元二十五年的暮春，对这位年过半百的宰相而言，是命运掷下的双重重击。
从岭南瘴疠之地走出的天才少年，到跻身长安朝堂的一品宰相，再到晚年被贬的失意官员，张九龄的六十余载人生，像一条穿越盛唐的河流，既映照着个人的荣光与坎坷，更藏着大唐由盛转衰的隐秘密码。
一、瘴疠岭南出俊才，十三提笔动都督
唐代的岭南，从不是中原文人向往的沃土。彼时的岭南道，辖着今天的闽粤琼桂之地，虽归大唐版图，却因山林密布、湿热难耐，成了瘴气横行的“险远之乡”。诗人宋之问被贬泷州时，曾在诗里写尽此间恐怖：夜里与蛟螭同眠，清晨踏着瘴气赶路；韩愈更直言岭南“鳄鱼大于船”，寻常人踏入此地，堪比闯一场生死未卜的“荒野求生”。
长安二年（702年），张九龄就降生在这片被中原轻视的土地上——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曲江）的张氏家族，虽祖上是东汉司空张皓、西晋司空张华的后裔，算得上门第渊源，却早已因曾祖任职迁徙，落籍岭南多年。父亲张宏愈不过是新州索卢县丞的小官，家境算不上显赫，可张九龄的天赋，却从幼时起就冲破了地域的桎梏。
老辈人传下来的故事里，张九龄七岁便能写诗撰文，笔尖流淌的文思，连当地宿儒都暗自惊叹。到了十三岁那年，他更是做出一件惊动岭南官场的事：亲手写下一篇策论，托人送到广州都督王方庆案前。
彼时的王方庆，出身琅琊王氏这等名门望族，师从弘文馆学士修习《史》《汉》，是武周时期的名臣。赴任广州途经韶州时，他本没把一个少年的文章放在眼里，可翻开书卷细读，竟渐渐坐直了身子——文中对岭南治理的见解，既有少年人的锐气，又有超越年龄的沉稳，字句间满是经邦济世的远见。
王方庆越读越动容，当即对左右感叹：“此子胸中藏丘壑，将来必能行至远方，成一代大器！”这句预言，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张九龄的心里，也为他日后走出岭南埋下了伏笔。
可天才的仕途，从不是一帆风顺。长安二年，弱冠之年的张九龄参加乡试，考中进士科，负责科举的考功郎沈佺期对他极为赏识，力荐他拔得高第。本以为能顺利出任秘书省校书郎，没想到一场科举疑案突然爆发——沈佺期后来卷入宫廷政变被弹劾，科举结果遭到非议，连带着张九龄也受了牵连。
朝堂下诏重试，张九龄虽再次脱颖而出，却终究没能如期授官。满心建功立业之志的少年，只能收拾行囊，落寞地返回岭南。归乡的路上，他望着岭南连绵的群山，心里满是不甘：难道自己的才华，终究要被地域与风波困住？
这份失意，直到长安三年才迎来转机。这一年，前凤阁舍人张说因得罪权贵，被流放岭南，途经曲江时，偶然见到了返乡蛰伏的张九龄。张说本就是文坛领袖，读罢张九龄的诗文，又与他彻夜长谈，当即认定这是“后来词人称首”的奇才。两人互通族谱，发现竟是同宗，更添了几分亲近，张说握着张九龄的手，郑重许诺：“他日我若重返朝堂，必当为你引荐。”
这一次相遇，成了张九龄人生的重要拐点。张说这盏“伯乐灯”，虽暂时被流放的阴霾遮蔽，却已在他的仕途里，点亮了一束微光。
二、庾岭修路破天堑，坦途铺就仕途基
神龙三年（707年），张九龄再度赴考，这次他选了侧重吏治的制科“材堪经邦科”，凭借扎实的学识与独到的见解，顺利高中，终于得偿所愿，出任秘书省校书郎。这个从九品上的小官，看似权力微薄，却是唐代文人仕途的“敲门砖”——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等日后的名家，都曾在此职位上积累学识，张九龄也不例外，在典籍整理校勘的日子里，他默默沉淀着治国理政的本事。
太极元年（712年），张九龄再攀高峰，参加“道侔伊吕科”考试。这门考试堪称唐代制科的“天花板”，“道侔伊吕”四字，意为修养与才干堪比商代伊尹、周代吕尚，是对治国能力的极致考验。考场上，张九龄提笔挥毫，一篇对策虽篇幅不长，却以骈文的华美辞藻，裹着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最终以高第升任左拾遗，仕途终于步入正轨。
可刚顺风顺水没几年，开元四年（716年），性格直率的张九龄就因与宰相政见不合，索性称病辞官，从长安返回岭南。归乡途中，他经过大庾岭，亲眼见到了岭南交通的闭塞与艰难——这条连接岭南与中原的要道，藏在千丈层崖之间，道路蜿蜒崎岖，行人攀援而上时，脚下是万丈深渊，身旁是茂密丛林，稍有不慎便会坠入谷底。挑夫们背着货物蹒跚前行，喘息声、脚步声混着山间的鸟鸣，成了此间最常见的声响。
张九龄站在岭上，望着行人艰难跋涉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岭南的物产——齿革羽毛、鱼盐蜃蛤，本是可供国家府库、滋养江淮百姓的珍宝，却因道路不通，只能困在岭南；更想起岭南的人才，多少有识之士，只因这道天堑阻隔，难赴长安施展抱负。
回到曲江后，他连夜写下一封上书，呈给唐玄宗：“岭东旧路险峻，百姓苦不堪言，若能修筑新路，不仅可通财货，更可传声教，让岭南与中原紧密相连。”这份上书，既藏着饮水思源的故土情怀，又精准契合了大唐加强南方控制的需求，唐玄宗阅后当即应允，下令由张九龄主持修路工程。
可修路之难，远超想象。大庾岭海拔千余米，山势险峻，“仰视青天如一线”，山间溪流纵横，地质复杂。为了摸清地势，张九龄亲自带着随从登山勘探，白天顶着烈日穿梭在丛林间，脚下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手上被树枝划满了伤痕；晚上则在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对着图纸反复推演，常常彻夜不眠。
工程动工后，他又召集农闲时节的农民参与劳作，没有大型器械，就靠锄头、铁锹一点点凿山开路，靠绳索、木架一点点运送石料。山间瘴气重，不少民工病倒，张九龄便让人采来当地的草药熬汤，亲自照料；工期紧张时，他也挽起袖子与民工一同劳作，汗水浸透了衣衫，却从未喊过一句苦。
历经数年艰辛，一条长约四千米的平坦大道终于贯通大庾岭。道路宽得能容纳五辆马车并行，两侧栽种的红白梅花，在花开时节香满山路，昔日“颠跻用惕”的险途，变成了“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通途。
这条大庾岭古道，彻底改变了五岭南北的交通格局：海外货物经岭南上岸，可从古道翻过大庾岭，入江西赣江，再汇入长江，实现了珠江与长江流域的联通；更重要的是，大唐的文化与政令，顺着这条古道向南延伸，岭南的人才与物产，也顺着古道向北流动。明人邱浚后来曾说，这路一开，岭南的人才才得以走出，中原的声教才得以远播，这话半点不假——而对张九龄而言，这条古道既是他留名青史的功绩，更像他人生的隐喻：跨越了岭南与中原的天堑，也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
三、长安宦海起沉浮，伯乐逝去再登庸
开元八年（720年）后，张九龄的仕途迎来快速升迁，这背后，离不开张说的鼎力扶持。此时的张说，早已重返朝堂，深得唐玄宗信任，从太子侍读一路做到中书令。感念当年的知遇之恩，更认可张九龄的才华，张说多次向玄宗举荐他，还亲自点拨他处理政务的技巧。
在张说的帮助下，张九龄历任司勋员外郎、中书舍人，还被封为曲江县男，食邑三百户，两年内就从六品官员超授为五品，一时在长安朝堂风光无两。可他心里清楚，张说虽宠信自己，却也因偏袒亲信、专权行事，树敌无数，这场风光背后，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决定赴泰山封禅，任命张说为封禅使。按照惯例，随驾封禅的官员可晋升一级，可张说却动了私心：他故意只带亲信随行，将亲信越级提拔至五品，对其他官员百般排挤；更过分的是，他只给随行士兵加勋，却不赏赐财物，引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封禅前夕，张九龄特意找到张说，劝他：“封禅是国家大典，晋升官员当以德行声望为先，若只偏袒亲信，恐会引发众怒，祸及自身啊。”可彼时的张说，早已被权势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把这番劝谏放在心上。
果不其然，封禅结束后没多久，御史中丞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李林甫就联合上书，弹劾张说受贿专权。唐玄宗震怒，下令将张说罢官，让他在家修史。作为张说一手提拔的亲信，张九龄自然难逃牵连，被宇文融猛烈攻击，先被贬为太常少卿，后又改为冀州刺史。
看着年事已高的母亲，想着河北路途遥远，张九龄上书玄宗，请求调任近处。玄宗念及他修大庾岭古道的功绩，应允了他的请求，将他调到洪州、桂州任职，兼岭南道按察使，方便他回乡探亲。开元十五年（727年），五十岁的张九龄再度回到岭南故土，站在熟悉的曲江岸边，他写下了《在郡秋怀》：“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
五十而知天命，可他的经邦济世之志，还没来得及实现；一生追求的功名，也还没真正立住。秋风萧瑟，落叶飘零，这位被贬的官员，在故土的山水间，藏着满心的不甘与怅惘。他像一只暂歇的海燕，虽暂时收起了翅膀，却从未忘记翱翔的方向。
蛰伏的日子没过多久，命运的转机再度降临。开元十八年（730年）十二月，远在岭南的张九龄收到消息：张说去世了。这位既是伯乐又是知己的长辈离世，让他悲痛不已，提笔写下《祭张燕公文》，字里行间满是怀念：“人亡令则，国失良相，学堕司南，文殒宗匠。”
而长安城里，唐玄宗也在悼念张说的悲痛中，想起了张说生前的举荐——张说曾多次对他说，张九龄有王佐之才，可堪大用。就这样，唐玄宗下诏，将张九龄召回京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持集贤院事务。
一次，玄宗为给渤海国写诏书发愁，召集张九龄前来。只见张九龄拿起毛笔，略一思索，便挥毫而就，诏书措辞得体、条理清晰，完美契合大唐的国威。玄宗捧着诏书，大喜过望，不禁感叹：“此前我只当你是儒学之士，没想到竟有如此王佐之才，今日得你，当以经术助我治理天下！”
此后，张九龄虽因母亲去世回乡丁忧，可守丧期未满，玄宗就急着下诏书召他回京，诏书里写得恳切：“不有至孝，谁能尽忠？苍生盼你归朝，不可拘泥于常礼！”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九龄被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升任中书令——这个唐代宰相的核心职位，让他终于踏入了大唐权力中枢，站到了仕途的巅峰。
四、诤臣风骨抗权贵，暮年被贬荆州路
彼时的开元盛世，正处在最繁华的顶点：长安城里商铺林立，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旅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可张九龄却敏锐地察觉到，盛世之下，早已暗流涌动——唐玄宗渐渐从励精图治转向耽于享乐，朝堂上，李林甫等奸臣开始暗中构陷忠良，权力的天平，正悄悄倾斜。
作为宰相，张九龄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更秉持着刚直不阿的风骨，敢于犯颜上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的千秋节，是唐玄宗设立的生日庆典，群臣纷纷进献宝镜，讨好皇帝，唯独张九龄，呈上了五卷《千秋金镜录》。他在书中细数前代兴亡的规律，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以“以镜自照”的寓意，提醒玄宗居安思危。这份与众不同的礼物，虽没有宝镜的华贵，却藏着臣子的赤诚，深得玄宗褒奖。
可这样的赤诚，很快就成了权贵眼中的“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战胜契丹，玄宗大喜过望，打算封张守珪为宰相。张九龄当即反对：“宰相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当以治国之才任用，岂能作为奖励功臣的筹码？若如此，恐会乱了朝堂规矩。”玄宗不甘心，又提出“只给宰相名分，不给实权”，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名分是朝廷的根本，岂能随意授予？”最终，玄宗只得让步，改封张守珪为右羽林大将军。
更显远见的是，张九龄早已看穿了安禄山的野心。安禄山最初以范阳藩镇偏将的身份入朝时，态度傲慢乖张，言行间满是不臣之心。张九龄见后，私下对左右说：“乱幽州者，必是此胡雏！”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奚、契丹叛乱时冒进兵败，张守珪上表请求斩杀安禄山以正军法，玄宗却因爱惜安禄山的勇武，想赦免他。
张九龄得知后，当即入宫劝谏，语气坚定：“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今日不杀他，他日必成后患！司马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杀宫嫔，都是为了严明法度，今日若赦免安禄山，何以正军威、警众人？”可此时的玄宗，早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反而劝张九龄：“你莫要因石勒的旧事，误害了忠良。”最终，安禄山逃过一劫，也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朝堂上的矛盾，还在不断升级。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惠妃得宠后，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太子，便诬告太子谋逆。玄宗大怒，欲废太子，张九龄再次站出来劝谏：“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动摇，则天下不安。太子并无过错，岂能因谗言随意废黜？”这番话彻底惹恼了玄宗，而李林甫则在背后偷偷讨好武惠妃，还对玄宗说：“废立太子是天子家事，何必与外人商议？”
武惠妃见张九龄不肯妥协，便派官奴去拉拢他，许诺给他高官厚禄。张九龄当即严词拒绝，还连夜入宫，将此事告知玄宗，丝毫没有畏惧权贵的意思。可他的正直，却让自己在玄宗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
不久后，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因在河西政绩斐然，玄宗打算破格擢升他为尚书。张九龄再次谏言：“牛仙客虽勤恳，却只是边疆小吏，缺乏治国之才，升任尚书过于仓促。充实仓库、修缮器械本是他的本职，给予物质奖励即可，不必破格提拔。”玄宗颇为不快，质问他：“你嫌牛仙客低微，你自己难道是名门望族吗？”张九龄坦然回应：“臣虽生于岭南，却已官拜宰相，凭的是治国之才；牛仙客无经邦之能，不堪尚书之位。”
李林甫趁机在一旁煽风点火：“张九龄不过是个书生，懂什么治国大道理？牛仙客有政绩，提拔他有何不可？”次日，玄宗再次提出封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依旧据理力争，毫不退让。彻底被激怒的玄宗，虽最终没封牛仙客为尚书，却封他为陇西县公，还对张九龄渐渐疏远。后来，玄宗打算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张九龄直言劝谏：“李林甫奸佞，若任其为相，他日必为庙社之忧！”可玄宗早已固执己见，终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
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因卷入王元琰贪污案，被玄宗以“结党”为由降为尚书右丞，剥夺了处理政务的实权；好友裴耀卿也受牵连被贬，李林甫与牛仙客借机上位，彻底掌控了朝堂话语权。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玄宗不仅置之不理，还下令对周子谅施以杖刑，流放瀼州，周子谅最终死于途中。李林甫趁机进谗，说周子谅是张九龄举荐的，玄宗盛怒之下，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彻底将他调离了长安。
《资治通鉴》里记载，张九龄被贬后，长安朝堂上的官员们再也不敢直言进谏，纷纷选择“容身保位”——大唐的谏诤之风，随着这位忠臣的离去，渐渐消散了。
五、魂归岭南留青史，盛世终随故人去
被贬荆州的日子里，张九龄没有沉溺于失意与悲愤。他在荆州的山水间寄情文史，常常与早年相识的孟浩然、王维等诗人游览山水、唱和赠答。王维曾写下《寄荆州张丞相》，诗里“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句子，藏着对这位老友的深切情谊；张九龄也写下《归燕诗》，以“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自比，虽身处逆境，却依旧保持着豁达的心境。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年逾六十的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县伯；开元二十八年，他回乡扫墓，五月七日，在曲江私邸安然离世，谥号“文献公”，葬于曲江祖墓附近。后来考古发掘时发现，张九龄的墓自宋代以来，曾多次遭到盗掘与修葺，1960年发掘时，仅残留少量随葬品与两幅壁画，可这并不影响他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张九龄去世后没过多久，大唐就迎来了一场浩劫。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繁华瞬间崩塌。次年七月，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离长安，前往蜀郡。流亡途中，看着沿途的残破景象，想起当年张九龄对安禄山的劝谏，玄宗终于悔不当初，常常对着高力士流泪，还派人前往韶州，祭奠张九龄，追赠他为司徒。
他曾对高力士感慨：“当年我若听了九龄的话，杀了安禄山，今日怎会落到这般境地？”这句迟来的悔恨，终究没能挽回大唐的盛世。而唐宪宗后来与宰相议论玄宗朝政事时，宰相崔群更是直言：“世人都以为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开端，可我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黜张九龄、专任李林甫，才是大唐理乱的分界点。”苏轼也盛赞张九龄：“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君有诤臣，不亡其国，张九龄便是这样的诤臣。”
这位从岭南走出的“海燕”，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的怀抱，可他的一生，却早已与大唐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修的大庾岭古道，依旧在岭南的群山间延伸，见证着南北的交融；他写的诗文，依旧在文人墨客间流传，藏着经邦济世的理想；他的诤臣风骨，更成了后世为官者的典范，提醒着世人“居安思危”的道理。
回望张九龄的一生，三次入朝，三次归乡，从岭南到长安，再从长安到岭南，他像一条穿越盛唐的河流，既有平缓流淌的荣光，也有跌宕起伏的坎坷。而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朝代的兴盛，离不开忠臣的直言敢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身处高位时的风光，而在于坚守初心时的赤诚。
盛唐虽已远去，可张九龄的名字，早已刻进了历史的年轮里，与大唐的兴衰一同，成为后人品读不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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