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春，野狼谷。
距离那场惨烈的突围战已经过去半年。曾经被日军炮火反复犁过的山谷，如今呈现出一种倔强的生机。向阳坡上，一层层新开垦的梯田像巨大的台阶，沿着山势蜿蜒而上。田里刚栽下的红薯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墨绿的叶片上还挂着晨露。
“周处长，东三区的地整完了，今天能种多少亩？”凌云卷着裤腿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他脸上晒黑了不少，军装肘部和膝盖处打着整齐的补丁，但精神很好。
后勤处长周大山正蹲在地上检查土壤墒情，闻言抬起头，抹了把汗：“团长，东三区是生荒地，土里石头多，昨天才清完最后一茬。按现在的进度，今天能种十五亩红薯，还得留出人力去西坡种玉米。”
他翻开随身携带的账本——不是以前那种厚厚的册子，而是一本用废纸装订的简易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数据：“开春到现在，全团开荒七百三十亩，种红薯四百亩，玉米两百亩，杂粮一百三十亩。照这个进度，秋收后咱们的口粮能自给四成。”
“才四成？”旁边一个年轻战士插话。
“四成还少？”周大山瞪了他一眼，“去年这时候，咱们吃的粮食八成靠老乡支援，两成靠缴获。今年能自给四成，冬天就不用再让老乡从牙缝里省粮食给咱们了！”
凌云点点头，目光望向更远的山坡。那里，更多的战士正在劳作。有的挥锄翻地，有的挑粪施肥，有的在搭建简易窝棚——那是为即将运来的猪崽和鸡雏准备的。整个野狼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产建设兵团。
这就是中央号召的“大生产运动”。在经历了野狼谷突围、部队严重减员、根据地大幅收缩的严冬之后，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四团用锄头和汗水开始了重建。
改变是从思想开始的。突围后的第一次团党委扩大会议上，徐政委宣读了中央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指示文件，也通报了华北八路军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的情况。
“同志们，我们现在很难。”徐政委当时说，“部队减员三分之一，根据地丢了七成，弹药粮食都紧张。但再难，有长征难吗？有东北抗联在冰天雪地里难吗？中央要求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是让我们放下枪当农民，是为了让我们能更长久地拿起枪！”
凌云补充得更直接：“鬼子想困死我们，我们就偏要活得更好。他们以为炸了我们的粮仓我们就得饿肚子？我们自己种！他们以为封锁了物资我们就没衣服穿？我们自己纺！从今天起，打仗和生产，都是我们的任务！”
起初有些战士不理解。一个参加过南京突围的老兵私下嘀咕：“当兵吃粮，天经地义。现在当兵的还得种地，这叫什么事？”
这话传到凌云耳朵里，他没批评，而是召开了一次全团大会。会上，他让各营报出最近三个月的粮食消耗数据，又让周大山报出根据地老百姓为支援部队节省的口粮数字。
“咱们团现在一千二百人，每人每天一斤粮，一个月就是三万六千斤。老乡们自己都吃不饱，还要从嘴里省出这么多粮食给我们。你们摸摸良心，这粮食咽得下去吗？”凌云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敲在战士心上。
他接着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自己开荒种地，就算一亩地收两百斤粮食，一千亩就是二十万斤。够咱们吃大半年。省下的老乡的粮食，能让多少孩子不饿肚子？能让多少老人熬过冬天？”
会场沉默了很久。最后那个嘀咕的老兵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团长，我错了。明天我就去开荒，我不信咱们拿枪的手，就拿不动锄头！”
思想通了，行动就快了。各营划分了生产责任区，制定了开荒指标。没有耕牛，人就拉犁；没有肥料，就积粪沤肥；种子不够，就省出口粮里的做种。野战医院在唐静文带领下，开辟了药圃，种植常用草药；兵工厂老李组织人手，修复缴获的农具，还试制了几架简易纺车。
三个月过去，变化肉眼可见。荒坡变梯田，营地周围建起了猪圈鸡舍，晚饭时偶尔能见到荤腥——虽然大部分时候是清水煮野菜里加几片肉。更重要的是，部队和群众的关系更紧密了。农忙时战士们帮老乡干活，训练时老乡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配合。一种“军民一体、共渡难关”的氛围，在野狼谷这个暂时的栖身地悄然生长。
这天傍晚收工后，凌云照例巡视各营驻地。走到三营时，看见营部门口的空地上围着一圈人，中间架着一口大锅，热气腾腾。
“干什么呢？”他走过去。
三营长刘顺子正挽着袖子搅动锅里的东西，闻言抬头笑道：“团长，你来得正好。咱们营今天开了五亩生荒地，炊事班说奖励大家，煮了一锅‘八宝粥’。”
凌云探头看去，锅里煮的确实“内容丰富”：红薯块、玉米碴、野菜、还有零星的豆子。虽然稀，但香气扑鼻。
“豆子哪来的？”
“去年秋天突围时，有个战士口袋里装了一把炒豆子没吃完，一直留着。今天拿出来，算是加餐。”刘顺子舀起一勺，吹了吹，“团长尝尝？”
凌云接过碗，喝了一口。很粗糙，甚至有些扎嗓子，但有一股粮食最本真的甜香。
“好。”他说，“告诉战士们，现在吃八宝粥，秋天，咱们吃白米饭。”
围观的战士们笑了，笑容里满是期待。
生产要抓，军事建设更不能松。四团在野狼谷站稳脚跟后，凌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军事革新。
五月初，团部召开了一次专门的军事建设会议。与会者除了各营主官，还有一批新面孔——从师部和其他兄弟部队调来的专业骨干。
“同志们，野狼谷一战，暴露了我们的短板。”凌云开门见山，“我们擅长山地游击、擅长伏击阻击，但在应对日军多兵种协同、特别是装甲和炮兵火力时，办法不多。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加强专业化兵种建设。”
他宣布了三项决定：
第一，组建团属炮兵连。以原机炮连为基础，抽调全团所有会用炮、懂测算的骨干，再从师部申请几名专业炮兵干部。装备暂时只有四门老旧的八二迫击炮和两门缴获的九二步兵炮，但训练要从现在抓起。
第二，扩编工兵连。原工兵排扩编为连，增设爆破、筑城、架桥三个专业班。重点研究反坦克壕、反步兵障碍、坑道防御等技术。
第三，强化侦察连。特务连更名为侦察连，编制扩大到一百五十人，下设侦察、狙击、破袭、敌工四个排。要求每个人都要掌握基础绘图、情报研判、敌后生存等技能。
“我知道现在困难，要人没人，要装备没装备。”凌云看着众人，“但难就不做了吗？野狼谷的石头地我们都能开出田来，就不信建不起这几个专业连队！”
命令下达后，各营开始选拔人员。炮兵连的选拔最严格，要考数学计算、要测方向感、要试臂力——迫击炮弹可不轻。工兵连则偏爱那些心灵手巧、有耐心、不怕脏累的战士。侦察连的要求最全面，体能、射击、文化、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被选中的战士集中到后山新开辟的训练场。没有教材，凌云凭着记忆编写了简易训练大纲；没有教具，就用木头、石块、绳索制作模拟器材；没有经验，就一遍遍试错、总结。
炮兵训练场上，新任炮兵连长——一个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老炮兵，正在讲解迫击炮的构造原理。他用树枝在地上画出示意图：“迫击炮的精髓在角度和药包。角度决定射程，药包决定初速。咱们现在没有测距仪，怎么估距离？我教大家一个土办法……”
工兵训练场又是另一番景象。战士们三人一组，练习挖掘反坦克壕的剖面形状；有人在用自制的水平仪测量坡度；还有人在研究如何用有限炸药制造最大爆破效果。老吴——现在是工兵连副连长，正带着一组人试验新的诡雷装置：“鬼子工兵现在会排雷了，咱们就得变。这个雷，埋的时候是松发，你排的时候一碰，它反而炸……”
侦察连的训练最苦。每天清晨负重越野是必修课，接着是攀岩、泅渡、潜伏、格斗。马老三的要求近乎苛刻：“咱们是团里的眼睛和刀子。眼睛要亮，刀子要快。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才能一刀捅到鬼子的心窝子！”
除了内部建设，凌云还主动联系了在附近活动的八路军115师一部，请求交流学习。五月中旬，115师派来一个由副营长带队、十五名骨干组成的学习组。四团则派出对等人员。
交流持续了十天。白天观摩训练、战术推演，晚上座谈讨论。115师的同志带来了他们在华北平原开展运动战、歼灭战的经验，特别是对付日军“铁壁合围”的战法。四团的同志则分享了山地游击、破袭作战的心得。
“凌团长，你们这个‘三三制’班组战术很有特点。”115师的副营长在观摩一场连进攻演练后说，“突击、掩护、支援分工明确，在山地环境下确实灵活。”
“我们也是摸索出来的。”凌云说，“平原上可以大兵团展开，山区不行，就得小群多路。你们打歼灭战的经验更值得我们学习——怎么选择战场，怎么组织包围，怎么打援，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
交流结束后，双方都感到收获巨大。115师的同志带走了四团编写的《山地作战要则》，四团则得到了《运动战基本战术》的手抄本。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跨战略区、跨部队的协作关系。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部队了。”分别时，115师的副营长握着凌云的手说，“华北华中是一家，打鬼子不分你我。”
“对，不分你我。”凌云用力回握。
就在四团埋头建设时，外部的敌情也在悄然变化。
六月，侦察连传回情报：蚌埠日军指挥官再次更换。松井义隆因“作战不力”被调离，接替他的是一名叫中村正雄的少将。此人背景特殊，曾在关东军参谋部任职，参与制定过对东北抗联的“治安肃正”计划，后调到华北，参与了针对八路军的“囚笼政策”实施。
“中村和松井风格完全不同。”马老三在情报分析会上汇报，“松井喜欢搞大包围、大扫荡，中村则更阴险。他上任后做了三件事：第一，收缩据点，把兵力集中在铁路和公路沿线；第二，组建‘快速反应大队’，装备汽车和摩托车，专门对付我们的游击活动；第三，加强情报网，大量使用便衣特务和收买的汉奸。”
老赵补充道：“还有一个动向值得注意。中村在蚌埠成立了‘皖东特别工作班’，成员有日军军官、伪政府官员、甚至还有被俘后叛变的原国民党军官。这个班不直接参与作战，专门研究我们的活动规律、群众基础、物资来源。”
“他们在学我们。”凌云一针见血，“学我们的群众工作，学我们的情报网络，想用我们的办法对付我们。”
形势确实变得更复杂了。七月，根据地边缘的几个村庄接连发生可疑事件：农会干部被暗杀，粮食征集账目被篡改，甚至出现了伪装成新四军战士骚扰百姓的假八路。虽然很快被识破，但造成了恶劣影响。
“这是心理战、消耗战。”徐政委在政工会议上分析，“中村知道硬打我们不容易，就想从内部瓦解我们。杀干部是震慑，搞破坏是制造混乱，派假八路是离间军民关系。”
对策很快制定出来。政治处加强了群众宣传教育，教大家如何识别真伪；民兵队扩大了巡逻范围，实行村村联防；侦察连加强了对可疑人员的监控。同时，凌云要求各部队改变活动规律，避免形成固定模式。
“中村想摸我们的规律，我们就偏要让他摸不着。”他在军事会议上说，“从今天起，各营外出活动，路线、时间、规模，每天都要变。打伏击，今天打头，明天打尾；搞破袭，今天炸桥，明天扒路。要让他的人疲于奔命，却什么规律都总结不出来。”
这种“不规则战术”很快见效。日军快速反应大队几次扑空，便衣特务屡屡暴露。中村意识到遇到了更难缠的对手。
八月下旬，一个意外收获让四团掌握了更多主动权。侦察连在蚌埠城外抓获了一名日军参谋部的少尉军官，此人携带的文件包里，有一份《皖东地区治安状况评估及对策建议》的草稿。虽然大部分内容已被涂改，但仍能看出中村的一些思路：
“敌四团虽遭重创，但恢复迅速……其指挥官凌云战术灵活，深得军心……建议采取‘以华制华’策略，收买地方势力，制造内部分裂……长期围困，断其外援，待其自溃……”
“自溃？”凌云看完译文，冷笑，“那就看看谁先溃。”
机会在九月初到来。
师部转来情报：为应对太平洋战场压力，日军从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南下。皖东地区日军兵力出现明显空虚，尤其是边缘县镇，守军大幅减少。
“是时候动一动了。”凌云在团党委会上说，“中村收缩兵力保重点，我们就打他的非重点。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作战计划很快拟定：以二营为主力，配属炮兵连一个排、侦察连一个排，对距离野狼谷八十里的青阳镇发起攻击。青阳镇是日伪在皖东北部的一个重要物资集散点，守军原有一个中队加伪军一个营，现在只剩下两个小队和伪军两个连。
“此战目的有三。”凌云在地图前讲解，“第一，缴获物资，补充部队；第二，扩大游击区，重建外围据点；第三，试探中村的反应能力。记住，不以占领为目的，打了就走，快进快出。”
九月八日夜，部队悄然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拂晓前抵达青阳镇外围。侦察连提前摸清了敌情：镇子四面有土围墙，四个角有碉堡，但守军警惕性不高——毕竟这里半年多没打过仗了。
攻击在凌晨四点发起。炮兵排的四门迫击炮首先开火，炮弹准确落在镇子东西两座碉堡附近。伪军顿时大乱，而日军守备队反应很快，迅速组织抵抗。
但这次四团的打法变了。二营没有强攻围墙，而是以两个连在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另一个连在工兵班配合下，用炸药包炸开了南面一段围墙；侦察连的战士则从炸开的缺口冲入镇内，直扑伪军营部和仓库。
战斗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日军两个小队被压缩在镇公所固守，伪军大部溃散。四团部队迅速打开仓库，搬运粮食、布匹、药品，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和一批弹药。镇子里的百姓起初惊慌，但当他们看清是“老四团”回来了，不少人主动出来帮忙搬运，甚至提供了隐藏物资的地点。
“老总，东街李记杂货铺后院的地窖里，鬼子藏了五十袋盐！”一个老头拉着战士说。
“西头炮楼底下有暗格，放着子弹！”又一个中年人跑来报告。
军民配合下，缴获远超预期。天亮前，部队带着物资迅速撤离。等日军援兵从县城赶来时，只看到空空如也的仓库和还在冒烟的碉堡残骸。
青阳镇战斗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皖东地区激起层层涟漪。接下来的两个月，四团和各地方武装配合，连续出击，又收复了三个集镇、十几个村庄。新收复区迅速建立民主政权，推行减租减息，组建民兵队。虽然这些地区还不稳固，日军随时可能反扑，但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实实在在地扩大了。
更重要的变化在人心。老百姓看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打垮，还能主动出击打胜仗，信心大增。青年参军的多了，群众支前的热情高了，连一些观望的乡绅也开始主动向民主政府靠拢。
“这就叫‘以战养战’。”徐政委在一次总结会上说，“我们打胜仗，群众就支持我们；群众支持我们，我们就能打更多胜仗。良性循环。”
凌云想得更远。他在给师部的报告中写道：“目前敌我态势已从敌攻我守，转向互有攻守。建议抓住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攻势作战，将零星收复区连成片，为将来战略反攻奠定基础。”
报告得到了师部的肯定。师长陈毅专门回信：“所见甚当。望你部再接再厉，当好华中方向的一把尖刀。”
时间进入一九四三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着深刻变化。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开始转入反攻；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推进；中国战场上，尽管正面战场依然艰难，但敌后战场的压力明显减轻。
这些消息通过电台、报纸、交通员，断断续续传到野狼谷。每次听到好消息，营地都会响起欢呼声。战士们也许说不清斯大林格勒在哪里，不知道诺曼底登陆的具体细节，但他们知道一件事：鬼子快不行了。
这种信心体现在方方面面。训练更加刻苦，生产更加积极，学习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随营学校第三期开班时，报名人数超过计划一倍，不得不增加班级。
凌云也开始思考更长远的问题。在一个安静的夜晚，他独自在团部写一份给上级的建议书。油灯下，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
“……综观目前形势，抗战胜利已可预期。然胜利之后，国家走向何方？军队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发展？窃以为，宜早做绸缪。”
他提出几点设想：第一，军队要逐步正规化，但不能丢掉人民军队的本色；第二，根据地建设要和生产建设、政权建设相结合，为战后重建积累经验；第三，要储备和培养各类人才，不仅是军事干部，还有经济、文化、技术干部。
写完后，他反复修改，直到天快亮才定稿。这份名为《关于战后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的报告，后来被师部转呈军部，据说引起了重视。
工作之余，个人的情感也在悄然生长。自从野狼谷突围后，凌云和唐静文的关系虽然依旧克制，但明显自然了许多。他去医院时，她会自然地递上一杯晾好的开水；她去团部汇报工作，他会留她吃顿便饭。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只有战争间隙中偶尔交汇的眼神、简短的问候、无声的关怀。
这种关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徐政委私下找凌云谈过：“老凌，唐医生是个好同志。你们要是……等胜利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
凌云只是笑笑，没有接话。不是不想，是不敢想。战争还没结束，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肩上担着全团上千人的性命，没有资格去规划个人的未来。
但有些事情，是克制不住的。五月的一天，唐静文在救治伤员时被弹片划伤了手臂。伤口不深，但流血不少。凌云知道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怎么这么不小心？”他看着她包扎好的手臂，眉头紧锁。
“抢救伤员，顾不上了。”唐静文脸色有些苍白，但还撑着笑容，“没事，过几天就好。”
凌云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最终，他只是点点头：“好好休息。医院的事，让吴院长多操心。”
走到门口，他停住脚步，回头：“静文……保重。”
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唐静文愣了一下，然后，轻轻点头。
没有更多的话。但在场的卫生员和伤员，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一九四三年夏天，四团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充和调整。
随着根据地扩大和战斗需要，师部决定从四团抽调部分骨干，支援新开辟的游击区。命令下来，一共要抽调三十五人，包括两名营级干部、六名连级干部和二十七名战斗骨干。
名单公布时，很多人舍不得。刘顺子这个硬汉子，听到自己手下一个连长要调走，眼眶都红了：“狗日的，培养一个骨干容易吗？说调走就调走！”
“话不能这么说。”凌云在送别会上说，“咱们四团为什么能打？因为咱们是种子。现在种子成熟了，就该撒到更多地方去，长出更多的四团。今天调走三十五人，明天可能就是三十五个连、三十五个营！”
他挨个和调离的同志握手、叮嘱：“到新地方，把咱们四团的作风带过去。顽强、灵活、爱兵、亲民。记住，你们走到哪里，四团的魂就在哪里。”
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师部从其他部队、从地方政权、甚至从敌占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中，选拔了五十多人补充到四团。这些新同志有热情、有文化，但缺乏战斗经验。
“怎么带新兵？”凌云在干部会上说，“一靠教育，二靠实战。从今天起，全团开展大练兵活动！”
练兵的重点很明确：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这是步兵最基本的四项技能，但要做到极致不容易。
投弹场上，画着不同距离的同心圆。战士们在练习精准投掷，不仅要投得远，还要投得准。教官的要求是：三十米内，手榴弹必须落在直径两米的圈内。
射击训练更加严格。从卧姿、跪姿到立姿，从固定靶到移动靶，从百米到二百米。子弹金贵，所以每发子弹都要追求最大效果。教官的口号是：“一颗子弹，一个鬼子！”
刺杀训练最考验血性。木枪对刺，虽然枪头包着布，但力量大了照样青一块紫一块。凌云有时会亲自下场示范，他的刺杀动作干净利落，招招致命。有次一个新兵问：“团长，刺杀现在用得少了吧？都有枪了。”
凌云反问：“要是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了，敌人冲上来了，你怎么办？用牙咬也要咬死他！刺杀练的不只是技术，是胆气，是血性！”
土工作业看似简单，实则关乎生死。怎么快速挖出一个能防炮的单兵掩体？怎么构筑交叉火力点？怎么布置雷区？这些在野战工事训练场上反复演练。
练兵热潮中，各营连还自发开展了竞赛。今天一营投弹破了纪录，明天二营射击拿了优秀，后天三营刺杀得了第一。荣誉感、竞争意识被充分调动起来。
与此同时，后勤保障也在加紧准备。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弹药，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在增加；被服厂赶制冬装，医院储备药品；周大山带着后勤处的人，到处寻找和囤积粮食。
“团长，按照你的要求，我们现在储备的粮食够全团吃四个月，弹药够打两次中等规模战斗。”周大山汇报时，语气中带着自豪。
“不够。”凌云却说，“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长期的仗。粮食要囤够半年，弹药要准备三次大规模战斗的量。药品、被服、装备维修材料，都要增加储备。”
“可咱们的仓库……”
“没有仓库就挖山洞，山洞不够就分散隐蔽。总之，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准备，全面而细致的准备。从军事到政治，从物资到思想。整个四团像一张逐渐拉满的弓，箭在弦上。
一九四四年，国际形势急转直下。
六月，欧洲传来消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七月，苏联红军发动“巴格拉季昂”行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几乎被全歼。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九月传来：德国投降了！
消息传到野狼谷时，整个营地沸腾了。战士们奔走相告，老乡们敲锣打鼓。虽然日本还没有投降，但谁都知道，法西斯的末日到了。
“同志们！”凌云在庆祝大会上高声说，“德国法西斯垮了，日本法西斯的死期还会远吗？但是，越是到最后，鬼子越会疯狂反扑。我们要做好准备，准备迎接最后的决战，准备迎接胜利的曙光！”
是的，日本还没有投降。相反，垂死挣扎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华日军加强了攻势，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更加残酷。中村正雄的部队活动频繁，试图在最后时刻消灭皖东的抗日力量。
但大势已去。一九四五年初，师部接连下达指示：要求各部加强准备，扩大解放区，向敌占交通线和重要城镇逼近，为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四月，一道明确的命令送到四团团部：“命你部于五月初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待命向蚌埠至滁县铁路沿线之敌占区发动攻势，扩大解放区，迫近日军重要据点，为最后反攻占据有利态势。”
终于来了。
接到命令的当天，凌云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室里挤得满满当当，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兴奋和期待。
“同志们，盼了多少年，等了多久，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凌云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从南京突围到现在，七年了。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我们经历了多少艰难？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今天！”
他展开作战地图：“我们的任务：向蚌埠外围推进，控制铁路沿线二十公里内的乡村和集镇，威胁日军交通线。此战不以攻城为目的，而以占地、歼敌、缴获为主。一旦日军出动主力，我们便与之周旋；若其龟缩，我们便步步紧逼。”
具体部署很快下达：一营为左路，向蚌埠西北方向；二营为右路，向蚌埠东北方向；三营和团直属队为中路，直插铁路线。炮兵连、工兵连、侦察连配属各营行动。
“记住，这是反攻的前奏，但不是最后的决战。”凌云叮嘱，“要大胆，也要谨慎；要勇敢，也要灵活。我们要的是胜利，不是无谓的牺牲。”
散会后，各营迅速行动起来。检查武器，补充弹药，准备干粮，进行最后的战前动员。整个营地弥漫着一种大战前的肃杀气氛，但肃杀中又透着一股昂扬的斗志。
五月五日，誓师大会在野狼谷谷口举行。全团官兵列队整齐，红旗招展，刺刀如林。
凌云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但同样坚毅的脸。他想起了南京城下的溃兵，想起了青石岭上的血战，想起了野狼谷的突围……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同志们！”他的声音通过简易扩音器传出，在山谷间回荡，“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要告别，是要出征！不是要退缩，是要前进！七年前，我们从南京的死人堆里爬出来，有人问：你们还能打吗？今天我们回答：不仅能打，还要打赢！”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高亢：“我们要打回南京去！要在鬼子的司令部里升我们的红旗！要在长江边上祭奠牺牲的弟兄！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是打不垮的！”
“出发！”
命令一下，军号齐鸣。三个营依次开拔，战士们唱着《新四军军歌》，脚步声震得大地颤抖。乡亲们站在路旁送行，有的递上煮熟的鸡蛋，有的塞上纳好的鞋垫，有的抹着眼泪喊：“同志们，一定要回来啊！”
队伍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蜿蜒出谷，向着东方，向着蚌埠，向着最后的战场。
凌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回头看了一眼野狼谷，这个承载了四团最艰难岁月、也见证了四团重新崛起的地方。然后，他转过身，大步向前。
前方，朝阳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把东方的天空染成一片金红。
新的征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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