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轮各自内部的“扩军大计”与随之而来的财政窘境的强烈对比。
无论是北洋军还是护国军的高层，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
东北军所拥有的，远不止是战场上那些令人恐惧的先进武器和彪悍士兵。
更有一种让他们望尘莫及，甚至无法理解的恐怖财政能力与资源动员效率。
东北军凭什么能供养并持续扩充，一支规模如此庞大、装备如此精良、技术兵种比例如此之高的现代化军队？
他们那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军费究竟从何而来？
对此，东北三省临时军政府曾通过其控制的媒体，对外发布过一个官方解释：
称他们利用先进的勘探技术，在东北各地的深山密林中，发现了数座储量惊人的大型金矿和银矿。
随后，他们以惊人的效率和规模组织人力物力，全力进行开采和冶炼。
正是这些源源不断产出的真金白银，为东北军的庞大军费开支提供了坚实保障。
使得他们能够同时进行大规模扩军、装备更新换代以及持续的战争消耗。
对于这个解释，北洋和护国军的高层，在最初的怀疑之后，只剩下羡慕嫉妒恨！
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
为什么这种能“点石成金”、直接解决战争命脉（财政）问题的超级富矿，没有出现在他们控制的地盘上？
而是偏偏落在了那个已经强得离谱的杨不凡手里？
这种“天赐横财”般的优势，简直让他们感到绝望。
然而，无论他们内心多么不愿相信，现实的证据却由不得他们不信。
一方面，从东北三省确实持续不断地有大批金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与外国贸易、内部流通）流出。
其数量之巨，远超正常年份东北地区的金银产出，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开支。
另一方面，一些难以完全封锁（实则故意放出）的消息也透露。
在东北某些传闻中的“矿区”，确实有数量庞大的日本“矿工”在从事高强度的开采作业。
这两点相互印证，极大地增加了东北军“发现大型金银矿”这一说法的可信度。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当北洋和护国军还在为如何凑齐几万新兵的粮饷，和几杆旧枪而绞尽脑汁、四处化缘时。
东北军却似乎坐在了一座挖不完的金山上，从容不迫地铸造着更多的枪炮，训练着更多的士兵。
将战争的机器开动到令对手窒息的速度！
……
随着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那份在法理上最为叛逆的“洪宪”招牌被摘下。
护国运动所高举的最直接、最具号召力的政治旗帜，“反对帝制、扞卫共和”，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实现。
这一根本性政治障碍的移除，使得护国军继续大规模北上或东进，与北洋军进行殊死决战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受到了内部质疑。
也给了护国军高层一个体面的暂停军事行动的理由。
他们需要时间消化新占领区，整合内部各派系力量，观察北京政局后续演变。
更重要的是，需要评估东北军那令人窒息的膨胀所带来的全新地缘威胁。
因此，护国军方面暂时停止了向湖南、四川等方向的积极攻势，转入战略防御与内部整顿。
而对北洋政府而言，局面同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内部最大的合法性危机（帝制）暂时缓解，但外部却出现了比“西南叛逆”更具颠覆性的致命威胁。
东北军已然膨胀为一条“巨龙”般的庞然大物。
继续将宝贵的、本已捉襟见肘的兵力与资源，消耗在南方与护国军的拉锯战中，无异于自毁长城，给东北军可乘之机。
无论是袁世凯本人，还是段祺瑞等实力派，都清醒地认识到，此刻的首要敌人已不再是护国军，而是关外那只磨刀霍霍的巨兽。
因此，北洋中枢也默契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默认了停战状态，不再坚持必须武力消灭“西南叛逆”的立场，将主要精力转向北方防务与内部整合。
于是，在1916年3月下旬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持续数月的护国战争，事实上进入了一种脆弱而心照不宣的停火状态。
双方大致以实际控制线为界，暂时罢战。
无论是北洋还是护国军，此刻都无暇他顾。
他们都像受伤的野兽，各自默默地舔舐着伤口。
同时，他们更抓紧时间巩固各自的控制区，推行有限的改革以稳定民心。
并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推进那虽然困难重重却不得不为之的扩军备战计划。
关内的空气，从激烈对抗的炽热，骤然降温为一种压抑的、充满猜忌与焦虑的沉寂。
所有人，从北京的衮衮诸公到昆明的护国军将领。
都屏息凝神，将目光投向北方，等待着接下来注定要发生在东北亚的那场惊世之战的最终结果。
他们明白，那场战争的胜负，将直接决定中华民国的未来走向，甚至决定他们自身的生死存亡。
……
就在关内陷入这种诡异而紧张的停战观望期时，东北军的战略齿轮却一刻未曾停歇，反而以更高的效率隆隆转动。
就在向北京北洋中枢递交那份“借道”热河、察哈尔的文书几乎同一时间。
一支肩负着更为深远战略使命的部队，已经从东北腹地悄然出发。
这支部队直接从黑龙江省西部的预定集结地域启程，沿着克鲁伦河河谷，向西朝外蒙古东部的车臣汗部地区迅速挺进。
这支西进的先锋部队，番号隶属于东北军第一集团军，由两位战功卓着的将领共同指挥：
马云龙少将，率领着第一集团军麾下刚刚完成扩编的第1机械步兵旅。
陈乘风少将，统率着第一集团军的主力第3步兵师。
两支部队一快一重，相辅相成，构成了足以在广袤草原上进行快速机动与决定性攻坚的强大组合。
东北军此次进军车臣汗部，并非盲目冒险的武装闯入，而是经过了长期、细致且卓有成效的政治铺垫。
自东北军势力稳固后，杨不凡便高度重视对蒙古各部的渗透与联络工作。
在车臣汗部，尽管沙俄多年经营有一定影响力，培养了一些亲俄王公，也有部分骑墙观望者。
但大部分传统的蒙古王公和贵族，其内心仍然“心向中枢”。
这里的中枢，并非特指衰落的北洋政府，而是广义的、历史上的中央王朝认同，以及不愿被沙俄完全控制的民族意识。
东北军的情报与外交人员很早就秘密潜入该地区，与这些心向中枢的势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蒙古王公对沙俄蚕食的警惕、对北洋政府无力北顾的失望，以及东北军自身强大的实力展现。
尤其是对日作战的胜利，成功地获得了这部分心向中枢实力派的支持、默许甚至秘密盟约。
双方达成了默契：
东北军将以“驱逐沙俄势力、保卫边疆”的名义进入，支持这些王公维持甚至扩大在其部族内的权力，并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
因此，当马云龙的第1机械步兵旅作为先导，其轰鸣的装甲车辆和满载士兵的卡车队伍，浩浩荡荡开进车臣汗部广袤的草原时。
并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武装抵抗。
相反，事先得到通知并安排好的、那些心向中枢的王公及其属民。
在预定地点对东北军进行了隆重的、带有传统草原礼仪的夹道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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