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感念，并非止于口头的传颂与心中的缅怀。一种更为庄重、也更具持续性的表达敬意的方式，开始在帝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那些深受李斯政策恩泽、或对其人格功业抱有深切追慕之情的区域，悄然萌芽，并逐渐形成风气——那便是“立生祠世代祭拜”。
“生祠”，即为在世或故去的伟人、贤臣、名宦建立祠庙，进行祭祀。这并非朝廷敕建，也非官府行为，而是纯粹由地方乡绅、耆老、民众自发倡议、捐资兴建与维护，代表着底层百姓最朴素的感激与最崇高的敬意，是一种超越政治褒贬的民间信仰。
最初的火种，可能只是在某个因郑国渠或其他水利工程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乡里。几位曾亲历旱涝之苦、而今得享丰年的乡老聚于社树下，感慨万千。其中一位白发长者拄杖言道：“文成公当年力主兴修水利，于我等草民实有再生之德。公虽已仙去，然其恩泽，流于田亩，惠及子孙。我等何不联名倡议，集资共建一座祠宇？四时供奉，一则世代感念恩德，二则祈愿公之英灵，永佑我乡土风调雨顺，稼穑丰登。”此议一出，如石投静水，涟漪四散。乡民们感同身受，纷纷响应。他们公议选址，往往在村口要道之侧、或山清水秀之处，取其通达昭示、地灵人杰之意。各家各户，富者捐钱粮，贫者出劳力，工匠自愿献技，妇人备办祭祀杂物，一股源自草根的、诚挚而热忱的力量，将构想化为现实。
祠庙的形制，大多简朴无华，恰如李斯本人那力求薄葬的遗风。多为一座青砖灰瓦、格局方正的小小殿堂，不求雕梁画栋、宏伟巍峨，但求洁净肃穆、可蔽风雨。祠内通常不立神像雕塑——在乡民心中，李斯是值得敬仰的先贤能臣，而非缥缈的神只。殿堂正中，多设一漆木牌位，上书“大秦故丞相文成公李斯之神位”，或更直白地题为“李公祠”、“丞相祠”。祠内墙壁之上，或许会请略通文墨的画工，绘制一些描绘其功绩的简明画作：如万民开渠引水、书生伏案书写统一文字、车同轨的道路延伸向远方等场景。然而，更多的感念，并非依赖这些具象画面，而是深深镌刻在乡民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融入他们岁岁丰收的喜悦中。
世代祭拜的习俗，也随之自然形成，成为当地新的民俗。每年在李斯诞辰或忌日，乡里便会举行较为隆重的公祭。由里正、三老或公推的乡贤主持，献上当地出产的五谷、时蔬、清酒、牺牲，诵读由乡塾先生撰写的、文辞质朴的祭文，历数其功绩，表达感恩之情，并祈求其英灵继续护佑这一方水土的安宁与繁荣。平日里，祠庙也常开不闭。有乡民为子弟求学而前来祈愿，有农人为天时晴雨而入内祷告，有远行者至此祈求平安。一炷清香，几句心里话，李斯在民间，已逐渐从一个历史人物，化为了可亲近、可倾诉、可寄托希望的守护性存在，其精神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这种风气，如同星火，渐成燎原之势，从关中腹地逐渐向四方扩散。在“制科”取士推行之后，一些得益于此项政策、得以窥见仕途光明的寒门士子，饮水思源。他们或在其家乡，或在就读的书院、文庙之侧，集资建立小祠，供奉李斯牌位。每逢科考之前，便有学子前来拜谒，既为感念这位打破门第之见的前贤，也激励自己秉承其重学务实之精神，刻苦攻读。甚至在少数北部边郡，那些因李斯（通过支持蒙恬经营北疆）的边防策略而得以安居、免于烽火之虞的军民聚居之处，也悄然立起祠庙，纪念那位在朝堂之上为他们筑起安宁屏障的丞相。
这些散布于帝国各处的“李公祠”，规模或大或小，香火或旺或淡，建筑或简或稍备规模。但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无声而强大的力量。它们绕过了官方史册的定论，避开了朝堂议论的纷争，直接扎根于最深厚的民心土壤之中，以一种近乎民间信仰的坚韧方式，将李斯的功绩、理念与人格精神，深深地融入了地方的文化记忆与民众的日常伦理之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代祭拜，香火不绝”。这无疑是历史长河中，民意对其人一生功业最为持久、也最为温暖的肯定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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