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时空距离所提供的客观性视角，后世史家对李斯的评价天平，在经过反复的权衡、激烈的学术交锋与长期的沉淀后，其指针最终清晰地、稳定地倾向了一方——“誉远大于毁”。这并非意味着史家们对其过失采取了刻意掩盖或轻描淡写的态度，而是基于对历史贡献的宏观考量与系统性比较后，得出的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具有高度共识的结论。
那些历来针对李斯的“毁”之论，如其在权力场中的权谋算计、与韩非子之间复杂纠葛的恩怨、以及作为法家重臣与秦始皇前期严苛政治实践的紧密关联，固然有其历史事实的依据，难以全然抹去。然而，当这些具体的瑕疵与争议点，被放置于其整个波澜壮阔、与国家命运深度绑定的一生及其所产生的巨大、持久的历史影响面前时，便显得相对次要、局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历史情境所解释的了。
成熟的史家们逐渐达成一个核心认知：评价一个如李斯这般身处帝国构建最核心、最剧烈变革节点的关键人物，绝不能脱离那个特定的、充满矛盾与急迫性的历史环境。战国末年，列国纷争数百年，生灵涂炭，天下思定，建立一个统一、高效、有序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是时代最强烈的内在要求，是结束分裂苦难、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进步。李斯以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意志，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设计师与执行者角色。他力主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构建律法体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创设，不仅顺应了，而且强有力地推动并加速了这一历史潮流。在这一宏大而艰难的历史创造过程中，运用某些政治策略甚至手腕，在统一初期采取某些具有过渡性、震慑性的严厉措施，固然可以从道德或后世更文明的视角进行批判，但若因此而否定或贬低其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奠定中华两千年制度基石的巨大功绩，则无异于因小过而掩大功，是缺乏历史整体观的短视。
更重要的是，后世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促使学者们将李斯的“功”与“过”置于同一历史天平上，进行更为审慎的量化评估与质性比较。
其“功”在于开创性、全局性与深远性的历史贡献：
制度开创之功：作为核心谋士与执政者，直接参与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所奠定的一系列基本制度——郡县制、三公九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构成了后世中国政治与文化统一体的基石框架，其影响力穿越千年。
国运挽救之功：于秦始皇崩逝后的沙丘之变关键时刻，以其政治智慧与果断行动扭转危局，力主扶立长公子扶苏，避免了因权力真空或不当继承可能引发的帝国瞬间分崩离析、天下再度陷入战乱的灾难性后果，为新生帝国的平稳过渡与延续赢得了关键时间。
思想革新之功：开创“新法家”实践，在吸收法家核心要义的同时，摒弃早期法家过于刻板的部分，将务实、因时变通、重视民生经济的精神注入治国理念，其思想遗产影响了后世众多务实派改革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
文化传承之功：其书法艺术（小篆典范）、传世着述（如《谏逐客书》），以及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耕读传家、学优则仕”家族发展模式，不仅在当时引领风气，更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学术与政治结合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身退典范之德：在功业巅峰之际能够审时度势，选择功成身退，得以善终，这在古代政治中极为罕见，为后世能臣如何处理“功高”与“主疑”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尽管难以复制的）典范想象。
这些功绩，每一项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与面貌，其积极影响是结构性、长期性的。
而其“过”，则更多地体现出局限性、时代性与个人性。它们往往与个人性格中的某些缺陷（如对权力的过度谨慎或对昔日同窗的复杂心结）、特定且极端的历史情境下（如严酷的统一战争刚结束、巩固政权的敏感期）的政治斗争策略选择相关。这些过失确实造成了某些具体的历史遗憾与负面事件（如韩非之死），但它们并未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或抵消其上述那些根本性的、开创纪元的历史贡献。
因此，当史家们以更宏大、更辩证、更立足于长时段历史效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李斯时，便自然而然地、逻辑一致地得出了“誉远大于毁”的最终历史定论。他的整体形象，也得以从一个充满争议、略显扁平化的“权谋法家”，逐渐升华为一个功勋卓着、虽有时代与个人瑕疵但绝难掩盖其历史光辉的巨人。他的名字，最终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历代最杰出的制度奠基者与改革家并列，成为中国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量级的永恒坐标。历史最终记住的，主要是那个塑造了时代、其遗产惠及千秋的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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