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军把传真纸放在桌上，起身走到窗边。办公室在公安部大楼十二层，俯瞰着东长安街。初春的阳光照在笔直宽阔的街道上，车流如织，秩序井然。远处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在微风中舒展。
他想起龙腾会馆那栋仿古建筑，想起地下三层那个伪装成博物馆的空间，想起金承业在“听涛阁”里流着眼泪谈起外孙的样子。那个老人真的在乎那个孩子吗？还是那眼泪，和那些古董一样，只是另一种筹码？
电话响了。是李五一，从军区打来的。
“通报看到了？”李五一的声音透过军线传来，比普通电话清晰，但也更冷硬。
“看到了。”
“你怎么想？”
方大军沉默了几秒：“法律程序走完了。”
“是啊，走完了。”李五一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金承业这条线，到此为止。他手里那些名单，那些账目，该查的会继续查，但不会再公开了。”
“汪建明……”
“病逝。”李五一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报纸上怎么写，就是什么。明白吗？”
方大军握紧话筒：“明白。”
通话结束。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通报，拉开右手边最下面的抽屉。那里已经放了几份类似的文件，都是这段时间各地报上来的、与龙腾会馆有牵连的案件处理结果。他把新的通报放进去，合上抽屉。
抽屉上锁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某种终结的宣示。
下午，秘书又送来一封信。不是公函，是手写的信，信封上盖着千峦县的邮戳。方大军拆开，是方二军的字迹。
哥：
见信好。千峦的春天来了。山上的杜鹃开了，红的、粉的、白的，一坡一坡的，像给大山披了件花衣裳。我跟着文化馆的同事进山采风，录了好多山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阿婆，还能唱她奶奶教她的古调，调子苍凉得让人想哭。
曲婷以前说过，想把这些歌记下来，编成舞蹈。我现在在做这件事。虽然我不会编舞，但至少可以把谱子记下来，把歌词整理好。等以后也许有一天，有人能用上。
我在这里很好。山里日子简单，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偶尔写点东西。心里比以前踏实。不用挂念我。
弟：二军
信不长，一页纸。方大军反复看了三遍。他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弟弟的变化。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接受后的平静。那种“踏实”，是用巨大的失去换来的。他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信纸和钢笔。想回信，但笔尖悬在纸上很久，却不知道写什么。最后只写了几个字：
二军：
信收到。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保重身体。
哥
他把信装进信封，叫来秘书：“寄到千峦县文化馆，方二军收。”
秘书拿着信出去，方大军重新坐回椅子上。窗外的阳光移动了角度，照在办公桌一角那个相框上那是去年春节在方家老宅拍的全家福。照片里方二军搂着他的肩膀，笑得没心没肺。
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年会发生什么。
下班后，方大军没有直接回公安部家属院。他独自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然后拐进一条小胡同。胡同深处有家不起眼的涮肉店，他推门进去。骆云飞已经在最里面的小隔间等着了。桌上铜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切得极薄的羊肉卷整齐地码在盘子里。
“来了？”骆云飞起身，给他倒了一杯二锅头。
两人坐下，先干了一杯。烈酒入喉，灼烧感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
“汪建明的事，听说了？”骆云飞涮了一片羊肉，蘸了麻酱，放进嘴里。
“嗯。”方大军也涮了一片，“‘病逝’。”
“病逝好。”骆云飞又倒上酒，“干净。”
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肉。小店生意不错，其他隔间里传来嘈杂的谈笑声，空气里弥漫着羊肉的腥膻和麻酱的香气。这种市井的热闹，反而让他们这个小隔间显得更加安静。
“金承业判了。”方大军说。
“知道。”骆云飞头也不抬，“死缓。他那些‘立功表现’，够他再活几十年。”
“你觉得公平吗？”
骆云飞抬起头，看着方大军，眼神复杂：“大军，咱们现在坐在这里，吃这顿饭，聊这些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结果。”他顿了顿：“那些被金承业害死的人，那些被汪建明毁掉的姑娘，他们连问‘公平不公平’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能坐在这里问，已经是特权了。”
方大军无言以对。他想起于丽，想起曲婷，想起那个被从四楼扔下去的小孟。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铜锅里的水，沸腾过，然后冷却，最后连一点水汽都留不下。
“不说这些了。”骆云飞举起杯，“来，敬北京。”
“敬北京。”
杯子相碰。烈酒再次入喉。
周末，方大军没有叫司机，也没有自己开车，他信马由缰地独自去了一趟八宝山。不是参加葬礼。因为汪建明根本没有资格在八宝山举行公开的葬礼。方大军只是站在革命公墓外面，远远地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群。
这里出入的有穿着军装的老兵，在家人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走向某个墓地。有中年人在墓碑前摆上鲜花，默默站立。有年轻人在寻找某个名字，脸上是陌生的迷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念，自己的告别。
方大军在寒风中站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转身离开。地铁站里人潮汹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奔向自己的目的地。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便服、面容平静的中年男人，刚刚在思考一个逝者的意义。
手机响了。是母亲方菊芳。
“大军，吃饭了吗？”
“吃了。妈，您呢？”
“刚和你爸吃完。艳华昨天生了，是个男孩，六斤七两。你爸高兴坏了。”
方大军的嘴角微微上扬：“替我恭喜他们。等我放假回去看孩子。”
“好，好。”方菊芳的声音里满是笑意，“你在北京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对了，二军来信了，说他在千峦县很好，让你别担心。”
“我知道。他给我也写信了。”
挂断电话，地铁正好进站。方大军随着人流走进车厢。车门关闭，列车启动，驶向黑暗的隧道。车窗上倒映出他的脸，平静，略带疲惫。窗外是飞速后退的隧道墙壁，偶尔闪过广告灯箱的光影。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第一次见到龙腾会馆航拍图时的震动，朱殊和于丽出现在会议室时的决绝，金承业在“听涛阁”里的眼泪，汪建明被白色防护服带走时的眼神，弟弟在老宅里的崩溃和道歉。
所有的这些，最后变成了报纸上一个豆腐块，一份内部通报，一封信，一个孩子的出生。
列车驶出隧道，阳光重新照进车厢。乘客们纷纷眯起眼睛。方大军看向窗外。北京的天空是那种北方特有的、高远而清澈的蓝。几缕白云飘过，像被风吹散的烟。
一切似乎都结束了。一切又似乎刚刚开始。
他拿出手机，翻到那张全家福。手指划过照片上方二军的脸，划过父母的笑脸，划过爷爷挺直的腰板。然后他锁屏，把手机放回口袋。
千峦县的春天是从山茶花开始的。先是零星几点红，羞怯地藏在墨绿的叶间。然后像谁在山坡上不经意打翻了胭脂盒，一夜间，从山脚到半腰，层层叠叠的梯田埂上，便燃起了灼灼的火焰。方二军背着画夹走在田埂上时，晨雾还没散尽，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凉意透过布料渗进来，他却觉得格外清醒。
云雾镇文化站是栋两层的老木楼，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乡公所改建的。木楼梯踩上去会发出嘎吱的声响，像在诉说年岁。方二军每周一、三、五上午在这里辅导文艺创作，来的人很杂。有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有退休的乡干部，有喜欢写山歌的茶农，还有个在广东打工时学了吉他、回乡开小卖部的年轻人。
今天来的人格外多。方二军推开活动室的门时，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正在传阅一份县里的文件。
“方老师来了！”开小卖部的小杨最先看见他，举起手里的文件，“你看，县里要办‘山里人讲山里事’征文比赛，一等奖奖金三千块呢！”
方二军接过文件看了看。比赛要求用本土视角记录千峦县的变化，题材不限，散文、诗歌、山歌、快板都可以。他抬头看着满屋子期待的眼睛，笑了：“好事。咱们云雾镇藏龙卧虎，这回该亮亮相了。”
“方老师，你帮我们看看这个。”茶农老曲递过来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纸页都泛黄卷边了，“这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采茶调，有些词我都听不懂了。”
方二军接过本子，小心地翻开。是用毛笔竖写的工尺谱，旁边注着唱词，字迹因年久而模糊。他轻声念出来：
“‘三月采茶茶发芽，姐妹双双采茶忙。姐采多来妹采少，不论多少转回家……’”
活动室安静下来。窗外传来远处的鸡鸣，和山溪潺潺的水声。那些百年前的词句，穿过时间的烟尘，在这个春天的清晨，重新被唤醒。
“这些应该记下来。”方二军说，声音不自觉地放轻了，“不只是记谱记词，最好能录音录像，把老曲叔唱的样子也录下来。这是活的历史。”
方二军把老曲带来的那本茶调谱子摊在长桌上，纸页因年代久远而脆黄，有些字迹已洇染模糊。方二军用铅笔小心翼翼地在一旁的白纸上誊写，时不时停下来，对照着老曲现场哼唱的曲调。
“这句‘露水打湿绣花鞋’……”方二军抬头看向老曲，“您确定是‘绣花鞋’？昨天您唱的时候，发音有点像‘油草鞋’。”
老曲眯起眼睛，皱纹在眼角堆成深深的沟壑。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忽然一拍大腿：“对对！是油草鞋！我婆娘年轻时编的那种，用桐油浸过的草鞋，下雨天也不怕湿！”
方二军点点头，在谱子旁做了注。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里，他恍惚听见另一个声音——轻柔的，带着山里姑娘特有的糯软，却又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坚韧：
“真正的山歌，不是唱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就像茶树长在山坡上，它的根扎在土里，叶子迎着风雨，歌就从这片土地的血脉里流出来。”
那是曲婷说的。在他们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还朦胧美好的时候。她坐在文化站后院那棵老槐树下，膝盖上摊着笔记本，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录着什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斑驳的光影在她浅蓝色的衬衫上跳跃。
方二军停下笔，望向窗外。后院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树下空了。那件浅蓝色的衬衫，那个低头记录的侧影，都像被夏日蒸腾的热气融化，消失在时光里。
“方老师？”老曲的声音把方二军拉回现实。
“嗯？”
“刚才……你走神了。”老曲的眼神里有关切，“想起什么事了？”
方二军摇摇头，重新拿起铅笔：“没事。来，我们继续。”
可笔下的音符，纸上的字迹，忽然都带上了那个人的影子。他整理的不是茶调，是记忆；他寻找的不是旋律，是一个永远回不来的春天。
千峦县一中的美术教室在实验楼顶层，朝南，一整面墙都是窗户。下午两点，阳光正好，照在摆满静物的长桌上，几个土陶罐，一篮子山核桃，几枝带叶的茶树枝。
方二军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三十多个高一学生。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脸上是山里孩子特有的、被阳光亲吻过的红润。他们的眼睛很亮，带着好奇，也带着一种城市孩子少有的沉静。
“今天我们画静物。但不止是画它长什么样。我们要画的是，时间在这个罐子上留下的痕迹。”方二军举起一个土陶罐，递给学生传看。罐子很旧了，表面有细密的裂纹，罐口有个小缺口，罐身有烟熏的痕迹。
“这个罐子，是从云雾镇老曲家借来的。”方二军说，“老曲爷爷说，他爷爷的爷爷就用它装茶籽油。算下来至少一百五十年了。”
学生们小心翼翼地传看着，手指轻轻抚摸那些裂纹，像在触摸一段活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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