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排了二十分钟，买了一笼。
包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饱满，肉香四溢。确实好吃！
“老师傅，您是天津人？”我问包包子的大师傅。
“可不嘛！”大师傅一口天津腔，“1958年支援山西建设过来的。开始就在厂里食堂干，后来退休了，闲不住，就开了这个小铺子。没想到，太原人也爱吃咱天津包子！”
“生意不错啊。”
“还成还成！”大师傅笑呵呵的，“就是原材料不好弄。肉要票，面粉要票，有时候断货，就得歇业。要是供应能稳定点，我能一天多包两百笼！”
走在回茶煮匠的路上，我的思绪在飞转。
百货大楼、副食品大楼、六味斋、晋阳饭店、天津包子铺……这些商业形态各异的门店，像一个个节点，构成了太原市民的生活网络。
但它们之间是割裂的。
百货大楼卖成衣，但不量身定做；副食品大楼卖牛肉，但品种单一；六味斋酱肉好吃，但只有一家店；天津包子美味，但老师傅为原材料发愁。
如果我能在太原——乃至全省——建立更多的专业门店呢？
服装公司，不仅可以卖成衣，还可以提供量体裁衣服务，甚至推出适合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服装系列。
五金公司，不仅卖钉子锤子，还可以提供简单的维修工具、农具改良配件。
电器公司，虽然现在家用电器稀少，但收音机、电风扇已经开始进入家庭。未来，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
农机公司，面向农村，提供适合山西地形的农用机械，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
山西特产销售公司，专门销售和推广平遥牛肉、老陈醋、汾酒、沁州黄小米等地方名优产品，让好东西走出产地，走向全国。
这些专业公司，可以形成网络，覆盖城市和乡村，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它们可以是国营的，也可以是集体所有制的，甚至可以探索“公私合营”的新形式。
更重要的是，这些门店可以成为“百团大战”调研成果的落地窗口——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直接收集消费者的反馈，调整产品，改进服务，真正实现“以需定产”。
这个想法让我兴奋起来。
但我很快冷静下来。1965年，大规模建立商业网络，面临的政策限制、资源约束、人才短缺，都是巨大的挑战。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眼下最紧要的，是把平遥牛肉这个试点做好。如果这个“牧工商联合体”的模式能跑通，能为农民增收，能为市场提供优质产品，能得到群众认可，那么，推广其他专业公司，就有了说服力的案例。
走到茶煮匠总部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赵经理正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沓表格，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
“韩浩！回来了！”他快步迎上来，“初步统计出来了！你知道问卷回收率有多少吗？”
“多少？”
“百分之九十二！”赵经理的声音都在颤抖，“十万份问卷，发出去三天，已经回收了九万两千多份！很多调查点反映，老百姓填问卷的积极性特别高——有优惠券领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大家觉得‘终于有人问我们想吃什么、想买什么了’！”
这个数字，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还有更惊喜的！”赵经理翻开统计表，“关于平遥牛肉——百分之六十八的受访者表示吃过或知道平遥牛肉；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每月至少购买一次；能接受每斤2-2.5元价格的，占百分之五十五！”
“奶粉呢？”
“百分之三十四的家庭有奶粉需求——主要是婴幼儿和老人；能接受每罐3-4元价格的，占百分之四十八；如果有本地优质奶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表示愿意优先购买！”
数据不会说谎。
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市场有需求，群众有购买意愿，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
“还有一个发现，”赵经理指着表格，“不同区域的消费习惯有差异。城区居民更关注品质和便利性，愿意为品牌支付溢价；周边乡镇的消费者更看重价格和实惠；而家庭收入较高的公职人员和厂矿职工，对‘改善生活’的需求最强烈。”
“好，太好了。”我接过统计表，“这些数据，就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住在了茶煮匠的统计室里。
这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原本是仓库，现在临时改造成了数据处理中心。四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面堆满了回收的问卷。八个从山西大学数学系抽调来的学生，正在按照我设计的统计表，分类整理数据。
统计表是我根据后世经验设计的交叉分析表。横轴是年龄、收入、区域等人口特征，纵轴是消费频次、价格接受度、购买渠道偏好等消费行为。每个格子需要填入绝对数和百分比。
“韩老师，这一批是18-30岁年龄段的问卷，共一万两千份。”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学生抱着一摞问卷走过来，“我们已经按收入分好了。”
“辛苦了，放在那边。”我指了指靠墙的桌子。
房间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拨弄算盘的噼啪声。这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所有的统计都靠手工。每个数据都要验算两遍，确保准确。
我坐在窗前，面前摊开着另一类重要的材料——问卷最后一栏“其他建议”的整理稿。
这里没有冰冷的数据，只有鲜活的、带着温度的文字。
我一张一张地看。
“希望平遥牛肉能切好片卖，家里刀钝，自己切不好看。”
“奶粉要是能有小包装就好了，一大罐打开容易受潮。”
“现在买牛肉要跑副食品大楼，太远。要是家门口的供销社能卖就好了。”
“牛肉好吃是好吃，就是太咸了，能不能做淡一点？”
“听说平遥牛肉是传统工艺，能不能在包装上讲讲历史？买给外地亲戚，也有面子。”
“孩子正在长身体，每天喝奶粉太贵。政府能不能给点补贴？”
“我们厂里工人多，要是能集体订购，送货上门就好了。”
“除了牛肉，平遥还有没有别的特产？比如牛肉酱、牛肉干？”
这些建议，有些是产品改良的方向，有些是销售渠道的拓展，有些是营销思路的启发。每一条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家庭，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
我拿起笔，开始归纳分类。
产品类建议：
1. 开发切片包装、小份包装
2. 调整咸度，推出不同口味
3. 开发衍生品（牛肉酱、牛肉干、牛肉松）
4. 奶粉小包装，防潮设计
渠道类建议：
1. 进入社区供销社、厂矿小卖部
2. 开设专卖店或专柜
3. 提供送货上门、集体订购服务
营销类建议：
1. 包装体现历史文化
2. 讲述品牌故事
3. 推出礼品装
4. 开展品尝活动
政策类建议：
1. 对特定群体（学生、老人）给予补贴
2. 允许凭工业券、奖励券兑换
3. 纳入节日特供商品名单
这些建议的智慧，让我感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需求是最真实的市场信号。
“韩老师，您看看这个。”一个戴眼镜的男学生走过来，递给我一份问卷。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退休教师的问卷。在建议栏，他写了一小段话：
“我年轻时在平遥教过书，吃过正宗的平遥牛肉。那时的牛肉，选用的是当地黄牛，用老卤慢炖，肉质酥烂，香气入骨。现在的牛肉，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味道不好，是少了那种‘用心’。做食品和教书一样，要用心。希望做牛肉的人，能像老手艺人一样，把每一块牛肉都当作艺术品来做。价格贵一点没关系，但要值得。”
这段话，让我沉思良久。
工业化生产要效率，要规模，要标准化。但传统美食的精髓，往往就在于“用心”，在于“手艺”，在于那些无法被量化的细节。
如何在规模化生产和传统工艺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在保证供应的同时，守住品质的底线？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
我让同学们把类似的有深度的建议单独整理出来。最后竟然有三百多份。这些建议，将成为《平遥牛肉工艺标准》制定的重要参考。
统计工作进行到第五天，初步结果出来了。
我召集了所有参与统计的学生和茶煮匠的骨干，在会议室开会。
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统计汇总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
“同志们，经过大家一周的努力，我们完成了九万两千份问卷的初步统计。”我站在表格前，“这些数字，不只是数字。它们是太原市三十万家庭消费意愿的缩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象表达。”
我指着几个关键数据：
“关于平遥牛肉——如果品质稳定、供应充足，愿意增加购买的家庭，占比达到百分之六十三。按太原城区五十万人口、平均每户四人计算，这就是近八万户的潜在市场。”
“关于奶粉——愿意尝试本地奶粉的家庭占百分之七十二。按每户每月一罐计算，这就是一个月六万罐的需求量。”
“更关键的是，”我顿了顿，“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有更多像平遥牛肉这样的地方特产进入市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认为，现在的商品种类‘太少’‘不够选’。”
会议室里很安静。
这些数字带来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我们生产什么，商店就卖什么，群众就买什么。”我缓缓说，“但这份调研告诉我们，群众有选择的能力，有判断的标准，有表达的意愿。他们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消费者。”
“我们的任务，就是搭建一座桥——一头连着平遥的养牛户、食品厂的老师傅，一头连着太原的千家万户。让好的产品找到需要它的人，让需要的人买到满意的产品。”
“这座桥怎么搭？”赵经理问。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完善的事情了。”我说。
带着调研数据和群众建议，我重新坐回办公室，开始完善那份《关于在平遥县开展肉牛产业综合试点及推动平遥牛肉、奶粉市场化发展的调研报告与初步建议》。
这一次，报告有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我在现状分析部分，增加了详细的调研数据图表；在问题剖析部分，引用了大量群众的具体建议；在解决方案部分，根据反馈做了针对性调整。
但最重要的新增内容，是第七章：品牌战略与文化建设。
这一章的开头，我写道：
“平遥牛肉不仅是食品，更是文化遗产。其价值不仅在于满足口腹之欲，更在于承载历史记忆、展现匠人精神、传递地域文化。因此，在市场推广中，必须建立清晰的品牌战略，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
接着，我提出了品牌分层策略。
第一梯队：高端传承品牌——“兴盛雷”
这个品牌的命名，源于我与雷师傅、马师傅的深谈。
雷时雨师傅告诉我，他祖上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就在平遥古城南大街开设“兴盛雷”牛肉铺，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平遥牛肉的第一梯队品牌。其独创的“急煮慢焖、老汤卤肉”技艺，讲究“选牛要精、宰杀要净、腌制要透、煮焖要足”，一锅老卤传承五代，从未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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