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康的动作比王泽预想的要快。次日清晨，厚厚几大摞匠人名录与作坊档案便已堆放在了王泽的案头。墨迹新旧不一，纸页也显驳杂，显然是在仓促间汇集而成。
王泽没有假手他人，亲自埋首于这故纸堆中。他翻阅的速度极快，目光锐利如鹰隼，掠过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名、籍贯、年岁与简单的工种标注。他寻找的，并非仅仅是技艺高超者，更是那些记录中透露出“非常规”迹象的匠人——比如，曾因“擅改祖制”被申饬的，或是在完成定额差遣外，还有“私作奇巧”记录的。
一连三日，王泽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必要的点卯和与阎毗就一些常规公务进行简短的交流外，所有时间都耗在了这些档案上。阎毗依旧专注于他的宫室陵寝营造，对王泽的举动不闻不问，仿佛默认了其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折腾”。而赵康等人，则在最初的紧张观望后，见王泽并无立刻发难之意，便也渐渐放松下来，只当这位伯爷是新官上任，例行公事地翻翻旧账，走个过场。
然而，他们低估了王泽的耐心与洞察力。
第三日午后，王泽合上了最后一卷名册，揉了揉发胀的眉心。他面前的纸上，已列出了十几个名字，旁边标注着简短的评语与疑点。这些人，分散在将作监下属的雕版、造纸、织染、金玉等多个作坊，共同点是都曾有过“不安分”的记录，且近年的差遣评价多为“中平”甚至“下等”，显然在现有的评价体系内并不受重视。
“找到了。”王泽低声自语，指尖在其中一个名字上点了点——雕版作坊，大匠，郭槯。记录显示，此人技艺精湛，尤擅微雕，但因“性桀骜，好论是非，屡与上官龃龉”，年近五旬，仍只是个无品级的大匠，常年被派去雕刻一些不甚重要的经卷扉画。
王泽放下名单，并未立刻召见这些人。他转而拿起那些作坊的物料核销与成品记录，开始进行交叉比对。这一次，他看得更加仔细，重点关注物料消耗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比例，以及不同匠人完成同类工作的效率差异。
数字是冰冷的，却也最能揭示问题。很快，他便发现了几处明显的异常：雕版作坊近三年消耗的上等梨木、枣木数量巨大，但核准入库的雕版数量却与之不成比例，且废版率奇高；造纸作坊用于增白、染色的特殊物料支出频繁，但成品纸张的质量记录却参差不齐，时好时坏；金玉作坊更是离谱，贵金属的损耗记录语焉不详，许多边角料的去向成了谜团……
这些异常，若分散来看，或许可归咎于技艺难度或偶然损耗。但当王泽将这些数据与之前那份“问题匠人”名单，以及赵康等管理官吏的背景联系起来时，一幅清晰的图景便浮现出来——资源被有意无意地倾斜向某些关系户或听话的匠人，而真正有想法、可能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匠人则被边缘化，甚至其合理损耗也被夸大记录，成为打压的借口。整个将作监，被一张无形而紧密的关系网笼罩着，效率与公平在人情与利益的侵蚀下，变得千疮百孔。
“水果然很深。”王泽冷笑。他知道，直接拿这些账目问题去质问赵康，对方必有无数借口推脱，打草惊蛇，反而会让那些被排挤的匠人处境更糟。
他需要一种更巧妙的方式，既能打破这无形壁垒，接触到那些被埋没的匠人，又能逐步瓦解赵康等人的控制。
沉吟片刻，王泽有了主意。他提笔写下一份文书，名为《为振兴百工，擢选良才，奏请于将作监设“考功司”疏》。文中，他并未提及任何具体的账目问题或人事不公，而是冠冕堂皇地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激励创新，提升效能”为由，请求在将作监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考评机构，由他直接负责，定期对所有匠人的技艺水平、工作效率、创新贡献进行综合评定，并以此作为升迁、赏罚乃至差遣分配的重要依据。
这是一招阳谋。一旦“考功司”成立，赵康等人凭借人情关系掌控匠人命运的权力将被大大削弱，而那些有真才实学却被埋没的匠人，则有了脱颖而出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考评，那些隐藏在账目下的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问题，也将无所遁形。
写罢奏疏，王泽将其封好，命人即刻送往宫中。他知道，这道奏疏必然会触动许多人的神经，引来赵康乃至其背后势力的反弹。但他更相信，在蓝田工坊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在李世民对“新政”的期许之下，这道旨在“振兴百工”的奏疏，被核准的可能性极大。
做完这一切，王泽起身，走到窗边。将作监的院落里，几个匠人正懒散地搬运着材料，远处的作坊里传来断续的、缺乏激情的敲打声。这与蓝田工坊那充满活力的轰鸣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槯…”王泽默念着这个名字，眼神锐利。他知道，要改变这一切，他需要找到像郭槯这样的“火种”。而“考功司”，就是他点燃这些火种，并让星火得以燎原的第一阵风。
无形的壁垒已然清晰，而打破壁垒的锤凿，他已悄然举起。接下来，就看这长安城内的风，将往哪个方向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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