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曼丹自治政府的成立，恰似一颗惊雷划破南洋亘古的沉寂，又如一块千钧巨石投入万顷碧波，激起层层叠叠的浪涛，在整个南洋地区引发了震颤性的连锁反响。当坤甸街头那面绣着麦穗与星辰的自治政府旗帜缓缓升起，锣鼓声震彻街巷，欢呼声裹挟着南洋华人百年的期盼与血泪回荡在天地间，尚未完全消散之际，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三地的华人便已闻风而动。早在在兴南国的鼎力支持与统筹协调下，各地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推进各项事宜，从宪法草案的反复研讨到政府架构的精细搭建，从防卫力量的整合训练到民生政策的调研规划，每一步都凝聚着华人族群的心血与热忱，最终相继完成筹备工作，正式宣告自治政府成立。这四个承载着南洋华人百年夙愿的政权，如同四根坚不可摧的支柱，稳稳撑起了南洋华人建国运动的宏伟大厦，标志着漂泊南洋千年的华人族群，终于挣脱了殖民压迫与异族欺凌的沉重枷锁，在这片世代耕耘、洒满汗水与热血的土地上，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权，延续千年的独立建国梦想，终在这一刻照进现实。
四大自治政府成立后，兴南国顺势牵头，联合加里曼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四大自治政府，召开了为期十日的南洋政权联合会议。会议上，各方就联邦组建纲领、治理架构、发展方向等核心议题深入磋商，最终达成高度共识，正式宣告南洋华人联邦共同体成立。兴南国以核心主导力量的身份融入共同体，与四大自治政府共同构成共同体的五大核心主体，确立了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维护安全的核心宗旨，从此南洋华人力量彻底整合，在区域发展与国际博弈中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为强化共同体的经济联动与发展根基，联邦共同体成立之初便通过法定程序明确，兴南元为联邦唯一结算货币，并确立该货币与石油、黄金双重挂钩的稳定机制——以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丰富的石油储备为核心支撑，以兴南国及联邦境内的黄金矿藏为价值锚点，双重保障下，兴南元币值坚挺稳定，不仅打破了此前各区域货币混乱、贸易结算繁琐的壁垒，更提升了联邦共同体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信用度，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筑牢了货币根基。
四个自治政府的疆域版图，在南洋群岛上勾勒出壮阔恢弘的轮廓，与兴南国的疆域呼应衔接，共同构成联邦共同体的战略腹地。联邦共同体掌控的领土总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占据南洋群岛总面积的半数以上，囊括了马来亚半岛南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等核心战略区域，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发展希望与战略意义。其中，加里曼丹岛自治政府管辖面积最广，约74万平方公里，广袤的热带雨林郁郁葱葱，地下蕴藏的石油、煤炭、金矿等矿藏储量丰富，孕育着无尽的发展潜力；苏门答腊岛自治政府以约47万平方公里的疆域紧随其后，巨港周边绵延的油田带昼夜运转，一台台抽油机不停提取着黑色能源，不仅支撑着区域经济发展，更成为兴南元石油挂钩的重要保障，是联邦共同体的能源核心；马来亚自治政府管辖区域约33万平方公里，马六甲海峡沿岸的港口商船云集，万吨巨轮往来穿梭，平原地带橡胶、棕榈作物连片生长，构成了商贸流通与热带农业发展的坚实根基；爪哇岛自治政府虽疆域最小，约13万平方公里，却凭借肥沃的火山土壤与密集的人口聚落，成为区域内的经济枢纽与人口核心，市井繁华，产业兴旺。四大自治政府疆域遥相呼应，横跨马六甲海峡，覆盖南海与爪哇海之间的广阔海域与陆地，与兴南国形成衔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完整战略版图，在地理上奠定了协同发展、守望相助的坚实基础。
人口方面，四大自治政府总人口共计3000万，其中华人占比超过60%，达1700余万人（楚阳和陈嘉制定执行移民计划后才有的），他们遍布各地城镇乡村，深耕工农业、商贸业等各个领域，凭借勤劳智慧成为政权稳固的核心力量，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撑与智力保障。人口构成上，四大自治政府呈现出华人主导、多民族共生的鲜明特征。除占主体的华人外，马来族、爪哇族、达雅克族、占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各民族在漫长岁月中相互交融，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联邦共同体成立之初，便在兴南国的主导下明确确立民族平等的基本国策，以法律形式郑重保障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宗教（按兴南国的方案改造）信仰等合法权益，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为少数民族预留相应比例的席位，鼓励少数民族精英参与政权治理，通过搭建民族代表座谈会、基层联络点等多渠道平台，耐心倾听少数民族诉求，切实推动各民族和谐共处、携手共进，让多元民族之花在南洋大地上绚烂绽放。
经济领域，四大自治政府依托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在兴南国的统筹协调下，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经济体系，构建起联动互通、协同发展的格局。马来亚自治政府坐拥丰富的锡矿资源与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壤，重点发展锡矿开采加工产业与橡胶、棕榈种植产业，年产锡矿量占南洋地区总量的六成以上，精炼锡锭与优质橡胶制品通过联邦专属贸易渠道远销周边区域，依托兴南元结算规避汇率风险，成为区域矿业与热带农业的核心枢纽；苏门答腊自治政府以巨港油田为核心，整合岛上多处油气资源，建成了从开采、炼制到运输的完整石油工业链条，年产石油达数百万吨，除满足联邦共同体内部需求外，大量原油通过兴南元计价出口，不仅为联邦创造了丰厚收益，更强化了兴南元与石油的绑定关系，让自身成为南洋地区乃至东南亚重要的石油生产与供应基地；爪哇岛自治政府凭借悠久的农业传统与相对完备的工业基础，大力发展水稻种植与纺织、食品加工等轻工业，水稻年产量足以保障自身供给并对外输出，轻工业产品覆盖四大自治政府主要市场，各类商品通过兴南元流通，市场活力持续迸发，是名副其实的粮食与轻工业中心；加里曼丹自治政府则兼具石油、煤炭、金矿等多元化资源优势，其中丰富的金矿资源为兴南元的黄金挂钩提供了重要补充，同时依托广阔的森林资源发展木材加工产业，各类资源的开采与供应辐射其余三大自治政府，成为区域内关键的资源供应枢纽。四大自治政府的经济总量合计占据南洋地区的80%以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互补的产业结构，再加上统一结算货币的助力，为联邦共同体后续长远发展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四大自治政府的顺利成立及南洋（华人）联邦共同体的组建，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兴南国倾力扶持、南洋华人凝心聚力、各族民众携手奋斗的共同成果。早在抗战初期，南洋华人自卫军在兴南国的扶持下各支部队便打破地域界限，相互驰援、协同作战，在抗击日军的战场上用鲜血与生命构建起紧密的军事联系；建国筹备阶段，四大区域的筹备委员会在兴南的主持下频繁开展线下会晤与书信沟通，分享宪法起草、政府架构搭建、基层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相互借鉴优化方案，凝聚起发展共识；联邦共同体成立后，各方迅速达成一致，在国防、外交领域接受兴南统一指导调度，形成了休戚与共、紧密联动的战略同盟，凝聚起抵御外侮、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朝着共同的目标稳步迈进。
然而，这股南洋华人力量的崛起，不仅触动了欧洲原殖民国家的既得利益，更引发了兴南国深层的战略考量。荷兰、英国、法国等曾在东南亚深耕殖民统治的国家，始终不愿放弃对南洋地区的控制，联邦共同体的成立彻底打破了他们战后重返南洋、恢复殖民秩序的企图。而兴南国在明面上全力主导联邦共同体发展的同时，内心深处亦有着对区域力量失衡的顾虑——楚阳清醒地认识到，南洋地处战略要冲，资源丰富，即便自己不采取行动，英法美苏等大国为争夺区域主导权，必然会暗中扶持势力牵制联邦共同体，届时联邦共同体可能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甚至脱离兴南掌控。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布局，因此兴南国暗中启动了制衡计划，通过隐秘渠道向文莱、东帝汶、菲律宾三个小型国家输送核心人员（统调局人员或镇南县徐子营时期老人）、物资、资金及部分武器装备，采取私底下秘密掌控，默许甚至间接支持这三国对南洋联邦共同体采取不友好举措，以此形成微妙的制衡态势，确保自身在南洋地区的绝对战略主导地位，这股潜藏的暗流，为联邦共同体的发展埋下未知隐患提前预警机制。
明面上，欧洲殖民势力率先发难，暗中勾结各方反动力量，布下了一系列阴谋诡计，试图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多维度破坏联邦共同体的稳定。军事层面，欧洲殖民势力暗中联络当地反动武装，为其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与资金支持，教唆他们在四大自治政府辖区内发动武装骚乱。荷兰殖民当局尤为猖獗，暗中资助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反动部落武装，多次突袭当地自治政府的防卫哨所与石油开采区，肆意破坏生产设备、杀伤防卫人员，妄图打乱联邦能源供应体系；英国则通过隐秘渠道，向马来亚半岛北部的残余殖民军队输送枪支弹药，煽动其频繁骚扰华人聚居区，蓄意制造民族矛盾与社会恐慌，妄图从内部瓦解马来亚自治政府的统治根基，搅乱区域稳定局势。
欧洲殖民国家联手对联邦共同体实施资源封锁与贸易打压，同时试图冲击兴南元的币值稳定。荷兰、英国操控旗下远洋贸易公司，在海上拦截联邦共同体的对外运输船队，恶意阻挠石油、锡矿等战略资源的出口与粮食、工业设备等物资的进口，切断贸易通道；同时，他们暗中勾结当地部分投机商人，囤积生活物资、哄抬物价，制造市场混乱，试图通过经济动荡动摇民众对自治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民众对兴南元的认可。法国则暗中破坏爪哇岛的农业生产设施，教唆反动分子焚烧稻田、损毁灌溉系统，妄图切断联邦共同体的粮食供应命脉，从民生根基上瓦解经济稳定。而兴南暗中扶持的文莱、东帝汶、菲律宾三国，也在经济层面配合行动，偶尔截留联邦共同体的边境贸易物资，扰乱区域贸易秩序，甚至私下低价抛售部分资源冲击市场，与欧洲殖民势力形成了无形的呼应，加剧了联邦共同体的经济压力。
多方势力共同发力，妄图破坏联邦共同体的政治根基。欧洲殖民势力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对新政权的认知偏差，派遣间谍伪装成传教士、商人潜入各自治政府辖区，散布华人独裁兴南吞并等虚假谣言，刻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少数民族与自治政府对立；同时，他们在国际社会上颠倒黑白，散布虚假言论，污蔑四大华人自治政府非法成立破坏区域稳定，试图阻挠国际社会对华人政权的承认，孤立联邦共同体。兴南扶持的三国则在区域内发声，质疑联邦共同体的治理政策，偶尔在边境制造小规模摩擦，配合欧洲势力的舆论攻势，甚至联合向国际社会递交所谓区域诉求，加剧联邦共同体的政治压力，让联邦共同体陷入内外交困的政治处境。
面对多方势力的联合发难与暗中破坏，兴南国与四大华人自治政府早有防备，迅速整合力量展开全面反击，逐一破解危机。军事上，兴南国防军提前派遣精锐部队进驻四大自治政府关键区域，与当地防卫部队组建联合巡逻队，加密对边境线、资源产区、民众聚居区的防控力度，构建起严密的防卫网络；一旦发现武装骚乱，联合部队迅速出击，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丰富的作战经验与默契的协同配合，快速击溃反动武装，同时顺藤摸瓜，精准捣毁其武器藏匿点与联络据点，抓获多名殖民势力派遣的联络员，彻底斩断殖民势力与反动武装的联系纽带。针对殖民势力资助残余武装的行径，兴南情报部门精准渗透，全面截获其武器运输线路与资金流转信息，在海上、陆地关键节点设伏拦截，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与走私资金，让殖民势力的军事破坏计划彻底破产。对于文莱、东帝汶、菲律宾三国的边境小动作，联邦共同体则采取克制反击策略，精准打击其挑衅力量的部分高层，既展现了自身实力，又未引发大规模冲突，还为秘密潜伏人员提供了上升的机会，同时兴南通过适度施压，把控冲突尺度，维持了区域局势的相对平衡。
经济领域，兴南国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维护兴南元的币值稳定与经济秩序。一方面，兴南从国内抽调充足的粮食、工业设备等物资，通过安全航线紧急输送至四大自治政府，精准投放市场，快速稳定物资供应；另一方面，兴南牵头组建联邦共同体专属远洋运输舰队，配备多艘护卫舰全程护航，强硬突破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封锁，保障了石油、锡矿等战略资源出口与急需物资进口的畅通，为兴南元的石油、黄金挂钩提供了持续支撑。针对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炒作物价的行为，各自治政府联合出台严厉管控政策，成立专项督查组全面清查市场，收缴囤积物资并平价投放，严厉惩处违规商人，快速稳定了物价与市场秩序；对于被破坏的农业设施，兴南迅速派遣农业专家赶赴现场协助修复，提供优质种子与先进种植技术指导，全力挽回农业损失，确保粮食生产不受影响。同时，兴南通过调整对文莱、东帝汶、菲律宾的物资援助规模，遏制其经济层面的破坏行为，保障联邦共同体经济根基稳固。
政治层面，联邦共同体与兴南国协同发力，粉碎多方舆论攻势，凝聚内部共识。四大华人自治政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张贴公告、开展基层宣讲、召开民族代表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少数民族民众全面解读民族平等政策与联邦共同体的发展理念，用详实的数据与切实的举措澄清殖民势力散布的谣言，化解民族误解；同时，兴南与各自治政府联合公开披露欧洲殖民势力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政权稳定的铁证，让民众清晰认清其妄图恢复殖民统治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凝聚了各族民众的向心力。国际舞台上，兴南积极与反法西斯同盟国沟通对接，提交殖民势力破坏南洋稳定的详实证据，深刻揭露其霸权野心，得到了美国、苏联等盟国的理解与支持，不仅粉碎了殖民势力的舆论污蔑，更推动盟国纷纷承认四大自治政府及联邦共同体的合法地位，让联邦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成功站稳脚跟。对于三国的政治挑衅，联邦共同体则通过外交渠道严正交涉，明确表明自身立场与底线，借助国际社会的认可增强自身话语权，迫使三国收敛挑衅行径。
在破解多方势力破坏的过程中，南洋联邦共同体的凝聚力愈发强劲，其核心宗旨得到充分践行。国防上，四大自治政府防卫部队与兴南国防军的协同作战体系愈发成熟，兴南持续为各自治政府提供先进武器装备与专业化军事训练，各防卫部队统一接受兴南军委会调度，形成了无坚不摧的军事防线，有效抵御各类外部威胁；外交上，联邦共同体坚持统一外交口径，以兴南为代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多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主动发声维护南洋地区和平稳定，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经济上，各自治政府彻底取消内部贸易壁垒，建成区域自由贸易区，以兴南元为纽带深化资源共享与产业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经济发展韧性不断增强；文化上，华文教育得到广泛推广，华人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得到充分尊重与保护，多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开展，文化交流融合的氛围愈发浓厚，各族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族群归属感持续提升。
兴南国作为联邦共同体的主导力量，始终以明面上最坚实后盾的姿态，为四大自治政府提供全方位支持。加里曼丹自治政府成立当日，兴南国主席楚阳便派遣高级代表团远赴坤甸出席成立仪式，现场签署军事援助、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多项战略合作协议，以实际行动彰显对联邦共同体的支持决心。后续发展中，兴南持续向各自治政府输送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与战略物资，协助完善防卫体系，强化安全保障；抽调行政、经济、法律、农业等领域的骨干专家，进驻各自治政府协助搭建科学的治理框架、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兴南各大企业主动投身各自治政府建设，投资兴建工厂、矿场、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助力经济快速复苏。即便在暗中扶持其他国家以作制衡，兴南也始终把控着尺度，确保联邦共同体的主导地位不受动摇，维持着区域局势的微妙平衡。
联邦共同体在破解多方势力破坏、稳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深刻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在此之前，东南亚长期深陷殖民统治的泥潭，各国势力割据，始终处于列强欺凌的被动地位。而联邦共同体的崛起，将分散的南洋华人力量彻底整合，凭借广阔的领土、庞大的人口、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东南亚地区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一举扭转了区域力量失衡的局面。它不仅终结了南洋华人千年漂泊、无家可归的屈辱历史，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区域治理，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了全新活力，即便面临内部制衡的暗流，也依旧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
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破坏计划的全面破产，文莱、东帝汶、菲律宾三国收敛了挑衅行径，联邦共同体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反法西斯同盟国纷纷发来贺电，正式确认四大自治政府及联邦共同体的合法地位。美国政府在贺电中明确表示：加里曼丹等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南洋联邦共同体的组建，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是民族自决原则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动实践，美国将与兴南及联邦共同体保持密切协作，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秩序。苏联政府亦作出回应，称将积极推动与联邦共同体的经济文化交流，支持其在东南亚地区的良性发展，为联邦共同体拓展国际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国际社会的认可，进一步巩固了兴南元的国际地位，让联邦共同体的发展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对南洋华人而言，联邦共同体的成立与稳固，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它不仅圆了华人千年独立建国的梦想，更让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话语权与社会地位。过往岁月中，南洋华人虽凭借勤劳智慧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却始终缺乏自主政权的庇护，在政治上备受殖民当局与当地反动势力的压迫，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时常受到威胁。而今，联邦共同体的建立，让华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与军队，能够自主掌控发展命运，切实维护自身权益，这份强烈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极大地激发了南洋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族群凝聚力，让分散各地的华人真正凝聚成一个紧密的整体，携手共赴未来。
在联邦共同体的统筹规划下，四大华人自治政府全力推进战后重建与发展进程，各项事业蓬勃向好。各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修复战争损毁的公路、铁路、港口、桥梁等基础设施，重建被破坏的学校、医院、工厂，让家园快速恢复生机与活力；农业领域，大力推广先进种植技术，扩大耕种面积，优化作物品种，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不仅保障了民生供给，更有余力对外输出；工业领域，依托资源优势与兴南技术支持，升级原有产业设备，培育新兴产业形态，逐步完善工业体系，石油、锡矿等战略资源产量大幅提升，工商业日趋繁荣，经济活力持续迸发；教育文化领域，大力兴建华文学校，普及基础教育，搭建职业教育平台，培养各类专业人才，为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同时搭建多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彰显多元文化魅力；民生保障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医疗设施条件，拓宽民众就业渠道，提高民众收入水平，让各族民众切实共享发展成果。在兴南的全方位支持与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南洋地区经济迅速复苏，截至1945年底，各自治政府粮食产量已全面恢复至战前水平，工业产值较建国初期提升近三成，兴南元币值稳定坚挺，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显着改善，社会呈现出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与此同时，联邦共同体积极拓展外交布局，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1945年7月，楚阳亲自率领四大自治政府代表组成联合代表团，出席波茨坦会议，以平等身份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这是南洋华人政权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世界级外交舞台。会议期间，楚阳代表联邦共同体提出保障东南亚各国独立主权、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核心主张，深刻契合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理念，得到了与会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代表团借此契机，与多个国家签署外交协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拓宽了联邦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网络，大幅提升了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让世界看到了南洋新兴力量的崛起。
加里曼丹自治政府的成立，南洋（华人）联邦共同体的组建及在多方挑战中的稳步壮大，无疑是南洋华人历史上最光辉璀璨的篇章。它标志着南洋华人彻底挣脱了殖民压迫与外来侵略的苦难枷锁，实现了千年未竟的独立建国梦想；它整合了南洋华人的分散力量，凝聚起多民族共生的强大合力，构建起稳固的战略同盟，即便面临内部制衡的暗流，也依旧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更奠定了南洋华人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开启了团结协作、共同繁荣的全新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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