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激烈交锋虽然尘埃落定，但后续的博弈与落实才真正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的里，泰昌帝朱常洛凭借新内阁的鼎力配合，开始有条不紊地将“大明皇家商行”从一个惊世骇俗的构想，转变为被朝臣体系部分接纳的合法实体。
这一过程，自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妥协与利益的重新划分。
不过这一次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那些已然失势的清流空谈家，而是来自最初协助铺开销售网络的皇亲宗室们。
以福王为代表的落魄宗室们，原本指望能在这巨大的商业利润中分得更大一杯羹，然而皇帝和朝堂的最终决策，只将酒精和高度白酒这两项战略商品的经销权，划归他们独家经营。
香皂、香水、琉璃器等利润同样丰厚的大众商品经销权，却被拿出来面向所有商人公开竞拍。
宗室内部自然怨言四起，认为皇帝过河拆桥。
朱常洛对此心知肚明，维持他特意召见了几位宗室领袖，既安抚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朕知道你们心有不满。然不过你们也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朝廷若是垮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国用匮乏，朕不得不行此权宜之计。
酒精与白酒，关乎军国命脉，交予自家人，朕才放心。
此两项，市场巨大，仅此一项，足以保尔等世代富贵绵长。若再将所有商品尽数垄断，则朝野非议更甚，于尔等长远而言，未必是福。贪多嚼不烂，这个道理，诸位当明白。”
强势的皇帝亲自解释，这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而且还要平衡朝臣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只能作罢。
朱常洛的这番话软硬兼施。他坚信，仅仅是高度白酒这一项，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即将形成的庞大市场需求，就足以让这些宗室赚得盆满钵满，足够养活他们，维持皇室内部的稳定。给他们过多的利益，反而可能养出更大的蛀虫，甚至尾大不掉，威胁中央。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帝王平衡术。
由此朱常洛也认识到自己之前决策的失误，不能将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也要平衡好各方的利益。
如果只是一味蛮干，将所有的商品都交给这些皇亲宗室们去经销，那他和新出现的大明皇家商行一定会遇到更大阻力。
尽管牺牲了部分商行的潜在利润和宗室的预期利益，朱常洛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朱常洛认为这一切是值得的。
因为他通过此事，成功地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植入了那些即将参与竞拍的未来经销商，乃至整个新兴的“皇商”群体心中：
要想获得皇上和朝廷军队的保护，就必须缴税。
在首次面向有意竞标者的宣介会上，由内阁户部辅臣毕自严亲自主持。
首辅孙承宗和太子朱由校出席，规格之高令人咂舌。
皇上朱常洛的亲信，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亲自到场，传达皇上训话：
“尔等竞得经销权，便是替朕、替朝廷经营产业。朕赐尔等‘皇商’之名号，给予尔等行省独家之权，军队、官府自会保障尔等经营，打击仿冒，畅通渠道。然，此非凭空而得！尔等每年利润三成，上缴内库，此便是尔等获得庇护之代价，亦是尔等对朝廷、对江山社稷应尽之责！”
“唯有尔等依法纳税，朕方有银饷养兵，巩固边防，保境安民，尔等之财富方能安稳！唯有税收充盈，朝廷方有余力兴办官学，培养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能入朝为官，更能格物致知，研发出如香皂、香水般更多、更好的新产品，如此，尔等之生意方能长久，大明之商贸方能繁荣！”
这番话，如同洪钟大吕，震撼了许多商人。
皇上的训话让，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缴纳的税款，与自身生意的安全、与国家的发展、乃至与未来的商机，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完全不同于以往那种被视为“盘剥”的杂税，而是一种带有契约性质的交换——我用税收购买朝廷的保护和公共服务。
朱常洛的深层目的，正是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制度雏形。这与他所知的后世国有企业缴税支持国家财政与公共支出的逻辑如出一辙。他试图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皇室（代表国家）提供秩序、安全和初始技术（皇家制造局），商人利用其资本和渠道进行市场扩张，并通过税收反哺国家，国家再利用这些收入强化军队（保障安全）和投资教育（培养人才、促进技术革新），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税基。
“大明皇家商行”的成立与经销权拍卖，不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更是一次深刻的经济理念启蒙和制度探索。
朱常洛知道，这条路注定漫长且充满荆棘，旧有的观念和既得利益者会不断反扑。
但种子已经播下，随着第一批经销权在激烈的竞拍中落槌，巨额税收开始流入专款账户，用于辽东前线、组建新军和新建官学，这个崭新的循环，终于开始缓缓转动起来。
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朝代的新模式，正在大明王朝的肌体中悄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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