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份，四川有两件大事。
一是旱灾仍旧大范围持续着。川东和川中各县，由于有周赫煊的赈灾粮救济，饥民生活情况比历史上好了许多，虽然无法统计，但至少救活了上百万人，两三百万也是有可能的。但川北、川西北和川东北，由于交通运输极为困难，灾情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二是利济财团的成立。川盐、美丰、四川、重庆、江海、川康殖业、四川商业七家银行，联合在重庆组建利济财团，目的是配合四川省政府实行烟土统制政策。
由于南京政府不断催促刘湘禁烟，四川民间舆论也要求禁烟，再加上旱灾带来的财政困难，刘湘这次终于放大招了。
以前禁烟都是征收高额烟税，越禁越厉害，现在刘湘实行烟土统制政策，就是要利用行政垄断措施，把整个四川的鸦片贸易掌控在省府手里。但四川省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就必须依靠各大银行帮忙，从而催生出所谓的重庆利济财团。
具体做法是，商人需获得政府认购资格，从烟农手中购买烟土，再卖给烟土统收处。统收处又将烟土卖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再派销给各地烟行，这些烟行也必须获得政府认定资格。
整个过程，烟土贸易统收、统管，烟税也设定统一标准，每年至少可以给四川省府增加3000万元的税收。
刘湘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个馊主意，实际上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垄断化。他如果不这样做，今年四川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因为农业歉收绝收，农税几乎等于零。
而四川的工业税呢？
由于南京政府搞统税政策，四川棉纱、纺织等产业税收，是直接被中央政府收取的，刘湘一毛钱都拿不到。也即是说，四川老百姓一直都有给中央缴税，中央放着四川旱灾不管，从情理上根本说不通。
利济财团正式成立的消息传出，周赫煊马上就准备兴建卷烟厂，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我们知道，甘肃的鸦片极为泛滥，罂粟种植面积占全省耕地的四分之三，罂粟产出占全省农业收入的90%以上。
而四川也好不了多少，早在晚清年间，四川鸦片产量就占全国的37%，为当时中国鸦片生产第一大省。到30年代中期，四川罂粟种植面积已达2000万亩，占全川耕地面积18.8%，虽然比例没有甘肃高，但鸦片产出却远胜于甘肃。
这也是四川发生饥荒的原因之一，全省将近五分之二的土地拿来种鸦片，粮食产量怎么可能得到保证？
周赫煊顺手就在重庆和宜宾，分别建设一座卷烟厂，希望引导鸦片种植者改种卷烟。
虽然都是烟，但至少香烟的害处，远没有鸦片那么大。
在一般情况下，罂粟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烟农基本不会选择种植卷烟。但现在刘湘玩鸦片统制，提高了鸦片生产的门槛，必然压低鸦片产销利润，想必那些无法得到省府认证的烟商，愿意伙同烟农跟周赫煊做卷烟生意。
同时，周赫煊还购买了5000亩无主荒地，召集饥民帮他种植粮食。这些饥民作为佃户，由周赫煊提供种子和耕牛，第一年需要上缴两成收入做佃租，以后逐年递增，种满五年直接把土地送给佃户。
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光种鸦片肯定不行，以后不知道粮价会涨到什么地步，周赫煊只能略尽绵薄之力。
有时候，周赫煊感觉非常荒诞，他一个文人兼商人，做的却是政府该考虑的事情。
唉，这个政府迟早要完。
说的不是四川省政府，而是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不知凡几，四大家族甚至带头这么干。
历史上，100法币可以在1937年买2头牛，到1938年只能买1头，到1941年变成买1头猪，1943年只能买1只鸡，1945年就只能买1条鱼了。
抗战期间，盐糖、火柴、卷烟、棉花等生活物资，全都实行国家专收专卖，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战争需要嘛。但这种物资专卖，却成了官商勾结的谋利手段，如果周赫煊不拉权贵入股的话，他那些工厂估计会被挤破产。
2月4日。
刘湘从成都出发来到重庆，主要目的是接见七大银行负责人，亲自过问烟土统制政策的施行。
刘湘公馆就在周公馆隔壁不远，当晚就带着夫人来周家做客。
刘湘这辈子只娶了一个太太，是乡下裁缝的女儿，比刘湘年龄大3岁。她甚至连正式名字都没有，最初被称为刘周氏，后来刘湘发迹了，才请先生取名为周玉书。
“甫公，甫婆，恭迎两位大驾！”周赫煊笑着抱拳道。
刘湘连忙拉住周赫煊，握着手说：“感谢周先生啊，是你救了四川，救了我刘某人！”
周玉书拿出一个礼盒说：“感谢周先生！这是一点小心意，我亲手做的红苕粑，希望周先生不要觉得寒酸。”
“哪里哪里，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周赫煊笑呵呵的收下。
周玉书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当了省主席夫人也不知道打扮，一身廉价的蓝布衫，脑后盘起农妇特有的“大粑粑”发髻，满手老茧，想必平时经常干杂活。
当然，谁也不能因此看轻她，周玉书可非唯唯诺诺的村妇，她还是一头厉害的母老虎。关键时候，周玉书能够带着佣人，手持擀面杖把不守规矩的家伙打得满脸开花，其中包括刘湘本人。
刘湘也曾寻花问柳，结果惹不起家中母老虎，渐渐变成了“耙耳朵”（妻管严），连悄悄养外室都不敢。
周玉书很健谈，开口就跟周赫煊套近乎：“周先生，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你姓周，我也姓周，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刘湘趁机说道：“那你们干脆姐弟相称嘛。”
“我倒是想，就怕周先生文化人，看不起我这个农村出来的。”周玉书赶话道。
夫妻俩一唱一和，把话都堵死了，周赫煊只好笑道：“大姐，你莫要啷个说，啥子农村不农村嘛。”
周玉书惊讶道：“幺弟（小弟）的四川话说得好哟。”
三人聊了半天家常，周玉书主动离开，找张乐怡闲谈去了。
等会客室只剩下两人，刘湘才进入正题：“老弟，都说你是政治问题专家，你来分析一下国共两党的局势嘛。”
刘湘对西安事变极为关心，仅在1月份，就前后三次通电，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后续问题，并在月底电请常凯申回南京主持大局。
周赫煊说：“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短时间内没有不改变。”
刘湘笑道：“既然国共合作不可改变，那川军和西北军、东北军，都成了蒋某人的眼中钉了，他总要找个人下手嘛。”
“可以这么说。”周赫煊点头道。
刘湘又问：“你觉得我该如何应对？”
周赫煊直言不讳道：“四川的问题不在外，而在内，经济民生搞不起来，军队也别想发展，归附中央是迟早的事情。”
这话说到刘湘的心坎里，他点头道：“半个月前，何应钦来了一次成都，跟我商谈川军的改编问题。周老弟，你觉得川军该不该整编？”
周赫煊说：“川军每年4000多万军费，占到全国总军费的九分之一，老百姓早就苦不堪言。不管中央政府是否要求整编，我都觉得川军应该裁军，实行精兵简政。四川早就统一了，养那么多军队打谁？而且现代军队不似古代，不是人多就有用。”
“倒也是。”刘湘点头说。
周赫煊笑道：“我知道甫公有苦衷，裁军问题牵扯太大。但现在正是好机会啊，不如答应中央的整军要求，换来中央对四川的赈灾。整军期间，把那些不听话的兵头子都摁下去，借着中央大义没人敢反对。这样一来，既交好了中央政府，又稳定了川军内部，何乐而不为？”
“这个主意不错，我再考虑一下。”刘湘笑得有点奸。
答应中央政府整军，意味着川军国家化，人事、指挥、经理等权都要收归中央。但凡事都可操作，川军越早答应整军计划，常凯申就越会给好处，因为可以给西北军、东北军做榜样。
到那个时候，不但中央加强了对川军的控制，刘湘也会加强对川军的控制。比如范哈儿，刘湘一直看此人不顺眼，整军的时候明升暗降，直接把范哈儿撸成了光杆司令。范哈儿对此喊不敢反抗，因为刘湘有中央大义在手，反对整军就是反对中央政府。
最重要的一点，刘湘快撑不下去了。川军每年4000多万的军费实在太庞大，再遇到百年难有的大旱灾，若不尽快整军裁撤，到了下半年必然发不出军饷。
似乎老天都在保佑中国，四川大旱虽然带来无尽苦难，却加快了川军的国家化速度。再配合西安事变，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都在抗战初期，快速完成中央整军计划。
这对抗战是非常有利的，至少在名义上和编制上，常凯申统一了中国军队，否则各种五花八门的番号打起来更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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