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民生为基，枝叶关情
一、天津自行车厂的“代步革命”
1965年仲春，天津自行车厂的装配车间里，链条转动的“哗啦”声此起彼伏。老钳工张福贵正给“飞鸽牌”自行车装脚蹬，掌心的老茧磨得锃亮，他盯着脚蹬轴上的滚珠，像检查宝贝似的：“这珠子得用哈尔滨轴承厂的，间隙不能超过0.1毫米，不然骑起来‘咯吱’响。”
旁边的年轻工人小王手里拿着新图纸，上面的自行车车架比原来的轻了两斤。“张师傅，按李工程师说的，把车架管从2.5毫米减到2.3毫米，还加了‘加强筋’，承重一点不差。”他举着车架比划，“省下的铁能多做三个车把。”
张福贵放下扳手，拿起车架颠了颠，眼里露出赞许：“是轻了！以前这车重得像铁块，姑娘们都骑不动。”他想起十年前，厂里造的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现在不一样了——车圈用的是太原钢铁厂的“高强度钢”，辐条电镀层能抗住三年不生锈，上个月还有个内蒙古的牧民来信，说他的“飞鸽”在草原上骑了五年，除了换过轮胎啥都没坏。
车间外的仓库里，刚组装好的自行车排得像条长龙，车把上系着红绸带，是准备发往各地供销社的。采购员老李正拿着提货单清点：“北京要500辆，上海要800辆，最多的是新疆，一下子订了1200辆——那边的兵团战士说，有了自行车，巡逻能多走十里地。”
张福贵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看着厂门口排队买车的人。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正踮脚往里望，手里攥着攒了半年的工业券——那时候买自行车得凭票，一张“自行车票”比粮票还金贵。“以前咱天津人出门靠步行，去趟郊区得走俩钟头，”张福贵吐了个烟圈，“现在有了这‘铁马儿’，半个钟头就到，省下的时间能多做双鞋。”
傍晚的出厂检验区，张福贵推着辆新车试骑，车轮碾过石板路，平稳得像走平地。他想起李明远来厂里时说的话：“自行车不是奢侈品，是让老百姓能把路走得快点、把日子过得省点的物件。”现在看来，这话一点不假——厂里的产量从1958年的年产5万辆，涨到了今年的30万辆，越来越多的人能骑着“飞鸽”，载着菜篮子、驮着孩子，在大街小巷里穿梭，车轮转得越快，日子仿佛也跑得越欢。
二、青岛缝纫机厂的“针线乾坤”
1965年盛夏，青岛缝纫机厂的车间里，“蝴蝶牌”缝纫机的“哒哒”声织成一片声浪。女工刘春燕正调试一台新机，手指在踏板上轻点，针头上下翻飞，在布上绣出整齐的针脚。“这台要发往云南，”她对质检员说，“少数民族老乡爱绣花，特意把针距调大了，能穿粗线。”
质检员老王拿着放大镜检查机壳，上面的喷漆光滑得能照见人影——这是用济南油漆厂的“氨基漆”，比原来的“调和漆”亮堂，还不容易沾油污。“你看这‘蝴蝶’商标，”他指着机头上的图案，“以前是印上去的，现在改成冲压的，用十年都磨不掉。”
刘春燕的徒弟正照着新图纸改装零件，图纸上的“摆梭”比原来的小了一圈。“李工程师说，把摆梭的重量减10克，缝纫速度能提高5%，还省力。”小姑娘手有点抖，刘春燕赶紧按住她的手：“慢点开锉，这玩意儿差一毫米，线就容易断。”
车间的角落里，堆着些旧缝纫机，是回收来翻新的。老维修工正在换零件，把磨损的齿轮换成新的，再重新喷漆，看起来跟新机差不多。“这些翻新机便宜三成，”老王说，“农村供销社最爱要，老乡们说‘能缝衣裳就行，不用买新的’。”
仓库外，几个公社采购员正等着提货，其中一个扛着扁担，扁担两头捆着麻绳——准备把缝纫机挑回山区。“有了这机器，媳妇们做件衣裳能省半天，”他笑着说，“以前手工纳鞋底，一双得纳三天，现在机器扎，俩钟头就成，还比手工结实。”
刘春燕下班时，路过家属院的缝纫组，里面摆着五台“蝴蝶牌”，几个妇女正忙着给厂里的工人做工作服。组长大姐举着块蓝布喊：“春燕，快来看看这针脚！比你嫂子手工缝的匀多了！”刘春燕笑着摆手，心里却暖烘烘的——她知道，这缝纫机扎的不只是布料，还有日子里的细碎盼头，让一针一线都能织出更厚实的生活。
三、上海搪瓷厂的“吃饭革命”
1965年深秋，上海搪瓷厂的窑炉车间里，热浪滚滚，工人们正把烧好的搪瓷碗从窑里搬出来，碗沿的蓝边像镶了圈宝石。老工人周阿婆戴着厚手套，动作麻利得不像六十岁的人：“这碗得烧到850度，釉料才能跟铁皮粘牢，不然用半年就掉瓷。”
旁边的技术员拿着新配方，上面写着“氧化钛含量增加5%”。“周阿婆，按李工程师说的，加了这料，碗不容易沾油污，洗完跟新的一样。”他指着刚出窑的样品，碗底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字迹清晰得能数出笔画。
周阿婆拿起个碗敲了敲，声音清脆得像铃铛：“好！以前的碗用俩月就黑黢黢的，现在这料好，装咸菜都不渗色。”她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用的是豁口的粗瓷碗，现在厂里的搪瓷碗不仅结实，还印着牡丹、丰收等图案，上个月给西藏发的一批，还特意印了藏文和吉祥八宝，藏族老乡说“这碗看着就喜庆”。
包装车间里，工人们正把搪瓷碗装进木箱，箱子上印着“小心轻放”的字样。保管员小李拿着出库单念叨：“甘肃要2000个，青海要3000个，最多的是部队，订了5000个——战士们说，这碗摔地上都不容易碎，比铝碗强多了。”
周阿婆蹲在车间门口歇脚，看着送碗的三轮车驶过，车上的搪瓷碗在阳光下闪着光。她想起小时候，村里只有地主家有搪瓷缸，现在好了，厂里的搪瓷制品从碗、盆到痰盂、水桶，啥都有，普通人家攒俩月工资就能买一套。“以前说‘民以食为天’，这吃饭的家伙事儿好了，日子才叫踏实，”周阿婆对旁边的年轻人说，“你看这碗沿多光滑，不会割着嘴，这就是好物件。”
夕阳把搪瓷厂的烟囱影子拉得老长，周阿婆望着那片光，知道这些带着温度的搪瓷制品，正顺着铁路、公路往四面八方去，落在千万户人家的灶台上，盛着热饭热菜，也盛着一天天好起来的希望。
四、武汉火柴厂的“星火万家”
1965年隆冬，武汉火柴厂的车间里，木片切割的“咔嚓”声此起彼伏。工人赵建国正给火柴盒贴商标，商标上印着“长江大桥”，是厂里新设计的图案。“这盒纸用的是孝感造纸厂的‘防潮纸’，”他对同事说，“以前梅雨季火柴容易潮，现在这纸，泡在水里捞出来还能划着。”
旁边的拌药车间里，技术员正按新配方调火药，硫磺的比例比原来降了10%。“按李工程师说的，加了点‘氯酸钾’，火力更稳，还不容易断火。”他戴着防毒面具，声音闷闷的，“上个月给东北发的火柴，在零下三十度都能一划就着，林区的老乡特意来信感谢。”
赵建国想起刚进厂时，厂里的火柴梗粗细不均，划十根能着三根就不错，现在不一样了——梗子用的是鄂西的“白杨木”，直溜、干燥，每根都经过筛选，长短误差不超过两毫米。“以前农村点油灯，得用火石敲半天，现在一根火柴就能解决，”他贴完一摞商标，直起腰说，“别看这玩意儿小，离了它真不行。”
仓库的角落里，堆着给牧区特制的“防风火柴”，梗子比普通的长一倍，头上裹着红磷，风里都能燃烧。采购员老杨正点数：“内蒙古要10万盒，新疆要15万盒，那边的牧民说，冬天点牛粪炉子，就靠这火柴了，不然冻得直哆嗦。”
赵建国下班时，路过厂门口的小卖部，里面的售货员正用“武汉火柴”点煤炉，“嗤”的一声，火苗窜得老高。他摸出兜里的工资，盘算着给乡下的母亲寄两盒——老人家眼神不好，普通火柴总划不着，这防风的她准能用明白。寒风卷着雪籽吹过，赵建国却觉得心里暖和，这小小的火柴，点燃的不只是炉火，还有黑夜里的光亮，让每个角落都能透着点暖意。
五、枝叶间的“民生温度”
1966年初，李明远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各地轻工业报表。天津自行车厂的“飞鸽”年产量突破40万辆，青岛缝纫机厂的“蝴蝶”覆盖了全国70%的公社，上海搪瓷厂的产品出口到12个国家，武汉火柴厂的“防风火柴”成了牧区标配……这些数字不像钢铁、机械那样“重磅”，却像毛细血管，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李同志，你看这份报告，”秘书小陈递过文件，“地方上反映，自行车、缝纫机还是不够，票证得再增加点额度。”
李明远指着报表上的“人均拥有量”：“1958年，每百人里才有1辆自行车、0.3台缝纫机；现在，每百人有5辆自行车、1.2台缝纫机，进步不小，但确实还不够。”他在文件上批了行字，“协调钢铁厂增加轻工用钢配额，让自行车厂、缝纫机厂再扩点产能，争取明年把票证额度提高20%。”
小陈看着报表上的“质量反馈”，大多是“耐用”“方便”“实惠”之类的词，突然说：“以前总觉得搞建设就是造大桥、炼钢铁，现在才发现，老百姓对‘好日子’的理解，就是能骑上自行车、用上缝纫机、有口不豁口的搪瓷碗。”
李明远点点头，望向窗外的胡同，几个孩子正骑着“飞鸽”自行车追逐，车铃“叮铃铃”响个不停；远处的阳台上，晾着用“蝴蝶”缝纫机做的新衣裳，在风里轻轻摆动。他想起那句老话“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轻工业品，就像日子里的枝叶，长得越茂盛，生活这棵大树就越挺拔。
“发展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李明远合上报表，“是让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摸到、用到、感受到的变化。等自行车不用凭票、缝纫机走进每个家庭、搪瓷碗能从年头用到年尾，那时候，才算真的把日子过扎实了。”
办公室的阳光落在报表上，那些关于自行车、缝纫机、搪瓷碗、火柴的数字，仿佛都带上了温度，像无数个小小的光点，汇聚起来，照亮了民生的底色。而这底色，正是一个国家最坚实的根基，稳稳地托着所有的梦想和前行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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