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教育扎根，薪火相传
一、黄土高坡的“窑洞课堂”
1966年早春，陕北的黄土高坡还冻着硬茬，王家坪的窑洞小学里，却已经传出朗朗书声。民办教师王桂英用冻得通红的手指捏着粉笔，在土坯墙上写字，粉笔灰落在她的蓝布棉袄上，像落了层霜。“同学们，跟着老师念：‘为人民服务’。”她的声音带着陕北人特有的沙哑，却清亮得能穿透窑洞的土墙。
底下坐着二十多个娃娃，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六岁，都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前排的狗蛋正用冻裂的手在膝盖上写字，他的“课本”是用废纸订的，上面抄着王桂英写的生字，纸页边缘卷得像波浪。“老师，‘服’字右边是‘月’吗？”他仰着黑乎乎的小脸问，鼻涕快流到嘴里。
王桂英走过去，用袖口给他擦了擦鼻子，笑着点头：“对，记住喽，‘服’字左边是‘月’，右边像个‘又’。”她从怀里掏出块烤红薯，塞给狗蛋——这是她早上从家里带的，怕娃娃们饿肚子。“快吃，吃完有力气念书。”
窑洞的角落里，堆着新到的课本，封面印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纸页是糙纸，却比娃娃们的“废纸课本”强多了。这是县里用教育经费买的，王桂英昨天走了四十里山路才背回来。“这些书轮流看，”她拍了拍课本，“里面有图画，能看见北京的天安门，还有拖拉机、飞机。”
最小的女娃丫蛋正盯着课本上的拖拉机插图，小声问：“老师，这铁家伙真能拉石头？”王桂英蹲下来，指着插图说：“能！老师去过县城，见过真的拖拉机，一天能拉十车石头，比牛强多了。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就能开上这铁家伙，让咱这黄土坡长出更多粮食。”
中午的日头爬上窑洞顶，王桂英在院里支起铁锅，给娃娃们煮玉米糊糊。锅里的玉米是公社分的，她自己省着口粮，就想让娃娃们多吃点。“老师，您也吃。”狗蛋端着粗瓷碗递过来，碗沿缺了个角，却洗得干干净净。王桂英笑着摇头：“老师不饿，你们快吃，吃完下午学算术。”
她望着娃娃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盘算着：等天暖和了，就带着他们去山上种树，既能学“植物”，又能给坡上添点绿；再找公社的拖拉机手来讲课，让娃娃们知道“铁家伙”是咋干活的。李明远上次来县里开教师会时说的话，她一直记着：“教育不是光教认字，是让娃娃们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日子能过得更好，这样才有盼头。”现在看来，这话就像窑洞外的阳光，照得心里亮堂堂的。
二、江南水乡的“船板课堂”
1966年暮春，太湖边的芦苇刚抽出新芽，“水上小学”的木船正摇摇晃晃地穿过芦苇荡。教师周志国站在船头，手里握着块小黑板，黑板是用船上的旧木板做的，用墨汁刷过，能写能擦。“渔民子弟们，今天学‘鱼’字，”他指着黑板上的字，“上面是‘刀字头’，下面像条鱼，记住了吗？”
船板上坐着十几个孩子，大的帮着小的稳住身子，免得船晃的时候摔着。他们的衣裳带着鱼腥味，裤脚还沾着湖泥——刚帮家里收完渔网就赶来上课。“周老师，‘鱼’字能组‘渔网’吗？”大妞举着手问，她的辫子上还缠着根芦苇。
周志国笑着点头，从船舱里拿出本《新华字典》，封面都磨掉了，是县教育局配发的。“你看，‘渔网’的‘网’是‘冂’里面加个‘ㄨ’，像不像咱们撒的网？”他翻到那一页，字里行间有不少渔民孩子的批注，用铅笔写着“这个字像船桨”“这个词是说收网”。
船靠岸时，周志国把黑板固定在船帮上，开始教算术。“张大爷家昨天捕了50斤鱼，李大爷家捕了30斤，一共多少斤？”他边说边用树枝在船板上画杠杠，“这就像撒网，两户的鱼合在一起，就是80斤，能多换两袋米。”
孩子们听得格外认真，他们最懂“鱼换米”的道理。二柱的爹是渔民，以前因为不认字，总被鱼贩骗秤，现在二柱学会了算术，每次卖鱼都跟着去，拿着树枝在地上算账，鱼贩再也不敢糊弄了。“周老师，我昨天帮爹算对了账，多换了五个馒头！”二柱得意地说，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笑。
傍晚的夕阳把湖水染成金红色，周志国收起黑板，帮着渔民们拉渔网。“周老师，今天学的字我记在船上的木板上了，”大妞指着自家渔船的船帮，上面用炭笔写着“鱼”“网”“船”，歪歪扭扭却很认真，“我娘说，等我认够了字，就教她写信，给城里的舅舅寄去。”
周志国望着那些炭笔字，心里暖烘烘的。他想起李明远来调研时说的话：“水上的孩子不能因为船漂着就没书念，他们的课堂在船板上，课本在渔网里，只要能让他们认认字、会算账，就能少受欺负，日子就能过得明白点。”现在，这些船板上的字迹，就像湖面上的星星，虽然微小，却在慢慢照亮渔民的生活。
三、西南山区的“马背课堂”
1966年盛夏，云贵高原的山路被雨水浇得泥泞，“马背教师”罗大成正牵着马往前走，马背上驮着黑板、课本和给孩子们的糖果。他的裤脚沾满泥浆，草鞋磨穿了底，脚底板上全是水泡——从乡中心校到这个彝族村寨，要走三天山路，逢雨天更难走。
寨口的老槐树下，十几个彝族孩子正等着，手里拿着自制的“课本”——用树皮做的，上面刻着罗大成教的字。“罗老师！”孩子们欢呼着围上来，像群小麻雀。罗大成笑着从马背上取下糖果，每个孩子分一颗，水果糖的甜味在嘴里化开，能盖过山路的苦。
教室里是间废弃的土楼，四壁漏风，却打扫得干干净净。罗大成支起黑板，用粉笔写下“山”“水”“田”，都是孩子们熟悉的东西。“这个‘山’，像不像咱们背后的大青山？”他边写边说，“这个‘水’，像不像寨子里的小溪？”
彝族孩子汉语说得不太好，罗大成就用彝汉双语教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他还编了顺口溜：“太阳出来暖洋洋，娃娃读书心亮堂；学会汉字认世界，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孩子们跟着念，声音里带着山里孩子的质朴。
课间时，罗大成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事：“山外面有火车，比马跑得快；有电灯，比火把亮；还有学校，能坐几百个娃娃。”他从包里掏出张上海的照片，是教育局发的，上面有高楼、汽车和宽敞的教室。“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就能走出大山，去看这些东西，还能回来建设咱们的寨子。”
一个叫阿依的彝族小姑娘，把照片紧紧贴在胸口，眼里闪着光。她的姐姐因为不认字，被人骗去打工，再也没回来，她知道“念书”能让人不被骗。“罗老师，我要学算术，”阿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将来给寨子里的人算收成，不让坏人骗。”
罗大成摸着阿依的头，心里酸酸的。他想起自己刚来时，寨子里的人不相信“念书能当饭吃”，现在不一样了——会算账的孩子帮家里卖山货，能多赚点钱；认识路牌的孩子，能带着乡亲们走出大山赶集。这些变化虽然小，却像山间的泉水，慢慢滋润着这片土地。李明远说的“教育要像马帮一样，把知识驮到最偏的角落”，他一直记在心里，哪怕山路再难走，只要孩子们还在等，他就会一直来。
四、厂矿子弟校的“机床课堂”
1966年深秋，沈阳机床厂的子弟学校里，金属加工课的“叮叮当当”声盖过了读书声。教师王铁山正给学生们演示车床操作，他以前是厂里的八级钳工，现在来子弟校当老师，专教“工业课”。“看好了，车刀要这样倾斜30度，不然零件就废了，”他边说边操作，铁屑像卷起来的纸条，落在地上。
教室里的车床是厂里淘汰的旧设备，王铁山自己修了修，还能用。学生们大多是工人的孩子，对机器有种天生的亲近，围在车床旁看得目不转睛。“王老师，这零件能做自行车的脚踏板吗？”一个男生问，他爹是自行车厂的，总说“厂里缺技术好的钳工”。
王铁山笑着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个学生做的小锤子：“你看，这是张建军做的，锤头比厂里的还规矩。等你们学好了，将来进机床厂、汽车厂，都能当技术骨干，比我们这代人强。”
理论课上，王铁山用机床零件当教具：“这齿轮的齿数，就像算术里的倍数，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转三圈，这就是‘传动比’。”他在黑板上画齿轮，旁边写着计算公式，“你们爹在厂里干活，天天跟这些打交道，学会了，回家还能跟爹讨论技术。”
学生们的课本里，夹着不少工厂的图纸，是王铁山从厂里要来的废图，上面有他用红笔标的重点。“这是车床的剖面图，”他指着图纸，“你们看，这里是主轴，这里是进给箱，就像人的胳膊和手，得配合好才能干活。”
放学后，几个学生跟着王铁山去厂里参观，巨大的机床正在加工零件，火花四溅。一个老工人拍着王铁山的肩膀说：“老王，你教的这些娃真行，上次我家小子还给我指出个操作错误，差点就出废品了！”
王铁山望着学生们兴奋的脸，心里很踏实。他知道，这些孩子将来可能就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们在课堂上学的不只是知识，还有父辈的工匠精神。李明远来厂里视察时说的“厂矿子弟校要把‘机床’当课本，让孩子知道‘工业’不是抽象的词，是能摸得着、学得会的本事”，他一直照着做，因为他明白，工厂的未来在机器，更在这些懂机器的年轻人手里。
五、知识的“毛细血管”
1967年初，李明远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翻看着各地的教育报表：全国的民办教师数量比1960年翻了一番，农村小学的入学率从50%提高到75%，厂矿子弟校的“工业课”覆盖了80%的大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材增加到12种……这些数字不像工厂的产量那样耀眼，却像遍布全身的毛细血管，默默输送着养分。
“李同志，你看这份报告，”教育司的老张递过文件，“偏远地区的师资还是不够，有些村寨只有一个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还得当医生、会计。”
李明远指着报表上的“巡回教师”一栏：“咱们搞的‘马背教师’‘船板教师’就是办法，虽然辛苦，但能把知识送到最需要的地方。”他在文件上批了行字，“再从城市学校抽调一批退休教师，去支援偏远地区，待遇从优，还要给他们配好交通和教学设备。”
老张看着报表上的“学生反馈”，有孩子写“学会算术，爹卖菜不被坑了”，有孩子写“认识字，能给当兵的哥哥写信了”，还有孩子写“知道火车是咋跑的，想将来去开火车”。这些朴实的话，比任何总结报告都动人。
李明远望向窗外，胡同里的孩子正背着书包去上学，红领巾在风里飘。他想起黄土高坡的窑洞课堂、太湖上的船板课堂、云贵高原的马背课堂、厂矿里的机床课堂，突然觉得教育就像种庄稼，有的长在平原，有的长在山地，有的长在水边，但只要肯下力气浇灌，就都能结出果实。
“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多少‘大人物’，”李明远合上报表，“是让每个孩子都能认点字、算点账，知道山外面有啥，日子能咋过，这样他们的路才能走得更宽，咱这国家的根基才能扎得更深。”
办公室的阳光落在报表上，那些关于课本、教师、课堂的数字，仿佛都变成了孩子的笑脸，像春天的种子，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等着生根、发芽，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而这片森林，终将支撑起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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