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农田里的答卷，粮仓里的底气
一、东北黑土地的“犁铧新声”
1968年惊蛰刚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稻田里，冻土还没完全化开，王铁牛却已经挥着锄头开始翻地。他的胶鞋上沾着黑泥，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冻得通红的小腿。“这黑土地得趁早翻，把冰碴子晒化了，种稻子才长劲。”他对身后的知青们喊，声音里带着东北人特有的洪亮。
不远处，“东方红-54”拖拉机正拖着五铧犁轰隆隆地开过来，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辙印。驾驶员是上海来的知青小林，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还在抖——这拖拉机比他在家见过的卡车沉多了，上个月刚学会驾驶时，差点把犁铧开进排水沟。“王队长，按您说的，犁深调到25公分了！”他从驾驶室探出头喊，额头上的汗珠混着柴油往下滴。
王铁牛直起腰，看着拖拉机翻过的土地，黑土像被摊开的绒毯，里面还裹着去年的稻茬。“对喽！就得这么深，把底下的腐殖土翻上来，肥力才够。”他想起十年前，这里还是荒地，全靠人拉肩扛，一亩地能打两百斤稻子就算不错；现在有了拖拉机，还有从苏联引进的“克拉斯”收割机，去年亩产冲到了四百五十斤，够一个人吃一年的。
田埂上，技术员正用“土办法”测土壤湿度——抓把黑土攥成团，松开能散开就正好。“王队长，这地块的氮磷钾含量测过了，得追点化肥。”他手里拿着张化验单，是兵团农科所给的，“用咱自己产的‘过磷酸钙’就行，比进口的便宜，还适合咱这黑土地。”
王铁牛点点头，招呼着知青们往地里撒化肥。这化肥是吉林化肥厂产的，袋子上印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闻着有股刺鼻的酸味，却真管用。“去年这片地没上化肥，亩产比旁边少了八十斤，”他边撒边说，“咱不能光靠老天爷赏饭，得信科学。”
傍晚收工时，夕阳把稻田染成金红色。王铁牛坐在田埂上，掏出旱烟袋，烟丝是本地的“关东烟”，劲大。他看着拖拉机拖着犁铧往场院走，排气管里冒出的黑烟在蓝天上画了道线。“等插秧的时候，再把‘插秧机’调来，”他对小林说，“那玩意儿一天能插十亩，比人工快多了。”
小林望着翻好的土地，突然觉得这黑土地就像本厚重的书，每寸土壤里都写着“丰收”的密码。他想起李明远来兵团视察时说的话：“北大荒要变成北大仓，不光要靠力气，更要靠机器、靠技术，让每寸黑土地都发挥最大的本事。”现在，这犁铧翻动的不只是泥土，还有一代代人对“吃饱饭”的期盼，沉甸甸的，压在每一寸黑土地上。
二、江南水乡的“稻花新香”
1968年小满，江苏常熟的稻田里，绿浪翻滚，稻花的清香混着水汽扑面而来。老农陈阿福蹲在田埂上，用手指捻着稻穗，数着颗粒——这是新培育的“苏粳2号”，穗子比原来的老品种密，颗粒也更饱满。“这稻种真不赖，”他对旁边的农技员说，“去年试种了三分地，打了两百一十斤，比老品种多收四十斤。”
农技员小李正用“测产尺”量稻穗高度，尺子上的刻度精确到厘米。“陈大爷，这品种耐涝，还抗倒伏，就适合咱这水乡。”他从帆布包里掏出本《水稻栽培手册》，上面印着培育步骤，是省农科所编的，用的全是大白话，农民一看就懂，“按手册上说的，分蘖期多浇点水，灌浆期追点钾肥，亩产还能再涨。”
田边的水渠里，“龙骨水车”正在转，却不是靠人踩，而是接了台小水泵——这是村里的“土发明”，把废弃的柴油机和水车连在一起，省了一半人力。“以前浇地得四个人轮流踩，现在一个人看机器就行，”陈阿福指着水泵说，“这是村农机站王师傅改的，油钱比雇人便宜，划算！”
不远处的打谷场上，新搭的“晾晒架”比原来的高了半米，是用竹子和木头搭的，能让稻谷通风更好，不容易发霉。“去年梅雨季，好多人家的稻子发了芽，”小李指着架子上的稻谷，“这架子能让雨水直接漏下去，晒得也快，能多存半个月。”
陈阿福的孙子背着书包放学回来，手里拿着个“放大镜”，是小李给他的。“爷爷，我看见稻穗上有小虫子！”孩子举着放大镜喊，镜片反射着阳光。小李赶紧走过去，果然发现了几只稻飞虱，他从包里拿出“六六六粉”，往稻丛里撒了点——这药是上海农药厂产的，治虫害管用，就是得少用，不然会伤土地。
晚饭时，陈阿福家的锅里煮着新收的稻米，香气飘满了院子。他给小李盛了碗饭，米粒圆润饱满，嚼起来有股甜味。“以前能吃饱就不错了，现在还能挑品种，”陈阿福感慨道，“这都是托了新稻种、新法子的福。”
小李扒着饭，看着窗外的稻田，突然觉得这水乡的稻田就像幅画，稻穗是画里的主角，而农民和农技员，就是画里的笔，一笔一笔地把“丰收”画得更饱满。李明远来视察时说的“南方水乡要把‘水’用好，让每滴水都能长出粮食”，他现在才算真正明白，这水田里藏着的，不只是稻子，还有农民过日子的智慧和盼头。
三、西北黄土坡的“梯田答卷”
1968年初夏，陕西米脂的黄土坡上，梯田像级级台阶，从山脚盘到山顶，田埂上的紫穗槐刚抽出新芽——这是用来固土的，能防止雨水把田埂冲垮。老农马德财正拿着“镢头”修田埂，镢头把上缠着布条，是他用了十年的老伙计，木头上的纹路都被手磨平了。“这田埂得年年修，不然一场暴雨就冲没了，”他对旁边的年轻人说，“咱这黄土松，得像伺候娃娃一样伺候土地。”
梯田里种的不是普通谷子，而是“杂交谷子”，是县农科所引进的，秸秆比原来的矮，抗倒伏，产量却高了三成。“以前的谷子秆高，风一吹就倒，收的时候得跪着捡，”马德财摸着谷穗说，“这新品种穗子沉，秆子硬，站着就能割，省老劲了！”
坡顶的“蓄水池”比去年大了一倍，是全村人用了一个冬天挖的，石头砌的坝，能存住雨水，天旱的时候就能往梯田里放水。“以前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等着绝收，”村支书说，“现在有了这池子，能多浇三亩地，心里踏实多了。”
马德财的儿媳妇正用“新式纺车”纺线，纺车却放在梯田边的树荫下——她趁着歇晌的功夫干活，手里的线锭转得飞快。“以前纺线得守在家里，现在带着纺车来地里，看田的时候就能纺，两不耽误，”她笑着说，“卖了线能换点化肥，给谷子多加点‘营养’。”
县农科所的技术员骑着自行车来送“谷种”，车后座绑着个麻袋，里面是明年要试种的“抗旱谷子”。“马大爷，这品种在山西试种过，浇一次水就能结穗，适合咱这坡地，”技术员擦着汗说，“您老经验足，明年就靠您试种了。”
马德财接过谷种，放在手里捻了捻，籽粒饱满，沉甸甸的。“放心，我准保种好！”他拍着胸脯说，“咱黄土坡的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跟土地较劲，不信种不出好粮食。”
夕阳把梯田的影子拉得老长，马德财坐在田埂上，看着自家的梯田，像看着一群听话的孩子。他想起十年前，这里还是荒坡，是全村人一镢头一镢头刨出来的梯田；现在，有了新谷种、蓄水池、固土植物，这坡地总算能长出像样的粮食了。
技术员骑着自行车往山下走，车铃“叮铃铃”响，在山谷里回荡。马德财望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黄土坡上的梯田，就是给土地交的“答卷”，每块田、每株谷，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李明远说的“黄土高坡要把‘坡’变‘田’，让土地能养活人”，他们正在用锄头和汗水，一笔一划地写着答案，虽然慢，却很扎实。
四、岭南红土地的“蔗海新曲”
1968年大暑，广东雷州半岛的甘蔗地里，绿浪翻滚，甘蔗叶在风中沙沙响，像在唱歌。蔗农黄阿珠戴着草帽，正用“甘蔗刀”砍蔗，刀刃锋利，一刀下去，蔗茎“咔嚓”断成两截。她的手上缠着布条，是防被叶子割伤的——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法子，管用。“这‘粤糖57号’真长，”她对旁边的丈夫说，“比去年的品种高了半米，茎也粗，出糖准多。”
丈夫正用“独轮车”运甘蔗，车斗比原来的大了一圈，是镇上木器厂改的，能多装三十斤。“以前运一趟得走两趟，现在一趟顶过去两趟，”他擦着汗说，“等收完这茬，咱也跟村东头那样，给车装个小马达，更省力。”
蔗田边的“堆肥坑”比原来深了半米，里面沤着甘蔗叶、牛粪，还有从镇上拉来的“草木灰”——这是农技员教的“绿肥”，比化肥便宜，还能改良红土地的酸性。“以前光用化肥，土地越种越硬，”黄阿珠指着坑里的肥料，“这肥沤好了，撒到地里，甘蔗根能扎得更深，抗倒伏。”
不远处的糖厂小火车正在铁轨上跑，车厢里装满了甘蔗，冒着白汽往糖厂开。“这火车比马车快多了，”黄阿珠的儿子说，他在糖厂当学徒，“以前用马车运，一天只能运三趟，现在火车一小时一趟，还不怕下雨。”
傍晚收工，黄阿珠一家坐在蔗田边，啃着刚砍的甘蔗，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甜丝丝的。“今年的甘蔗甜，”儿子咂着嘴说，“糖厂的师傅说，出糖率能比去年高两个点，咱的收入也能多两成。”
黄阿珠望着无边的蔗海，夕阳把甘蔗叶染成了金色。她想起刚嫁过来时，甘蔗品种差，出糖少，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现在有了好品种、好法子，日子就像这甘蔗一样，越来越甜。
农技员骑着摩托车来巡田，车后座绑着新的“甘蔗专用肥”。“阿珠姐，这肥含磷高，能让甘蔗更甜，”他递过一袋肥，“下个月撒下去，收的时候准能卖个好价钱。”
黄阿珠接过肥料，心里暖烘烘的。这红土地上的甘蔗，就像她的孩子，她知道，只要用心伺候，就一定能长出最甜的滋味。李明远来糖厂视察时说的“岭南要把‘糖’做文章，让甘蔗能养活人、富起人”，现在听着，就像这蔗叶的沙沙声，亲切又实在。
五、粮仓里的“国家底气”
1968年秋收后，李明远在国家粮食总局的办公室里，翻看着各地的粮产报表：东北黑土地的粮食产量比1960年翻了一番，江南水乡的水稻亩产突破千斤，西北梯田的谷子自给率达到90%，岭南甘蔗的出糖率提高了五个百分点……这些数字不像钢产量那样耀眼，却像粮仓的地基，稳稳地托着一个国家的底气。
“李同志，你看这份报告，”粮食司的老郑递过文件，“今年全国粮食库存比去年多了五亿斤，够应付半年的应急需求了。”
李明远指着报表上的“良种覆盖率”：“1960年，良种还不到30%，现在超过70%，这就是增产的关键。”他在文件上批了行字，“再给农科所加拨点经费，让他们培育更多适合各地的品种，北方抗寒的、南方耐涝的、西北抗旱的，都得有。”
老郑看着报表上的“防灾数据”：今年南方洪涝，粮食减产比往年少了三成；北方旱灾，靠灌溉挽回了四成损失。“这都是兴修水利、推广新法子的功劳，”老郑感慨道，“以前‘靠天吃饭’，现在能跟老天爷‘讨价还价’了。”
李明远望向窗外，粮站的职工正在往仓库里运新粮，麻袋上印着“备战备荒”的字样，堆得像小山。他想起东北的黑土地、江南的水田、西北的梯田、岭南的蔗海，突然觉得这粮仓里装的不只是粮食，还有农民的汗水、技术员的智慧，和一个国家“不饿肚子”的尊严。
“粮食不是普通的商品，”李明远合上报表，“是民生的根本，是稳定的基石。等我们的粮仓能装下够全国人吃两年的粮食，等每个农民都能靠土地过上好日子，那时候，才算真的立住了脚。”
办公室的阳光落在报表上，那些关于亩产、库存、品种的数字，仿佛都变成了金黄的稻谷、饱满的麦粒、甜脆的甘蔗，在岁月里堆积成山，撑起了一个民族的腰杆。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就是这粮仓的守护者，用锄头和汗水，一年年地写下“丰收”的答卷，让每个日子都能透着粮食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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