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意渐浓，梧桐叶开始大片大片地变黄、飘落。
这天下午，街道妇女主任李大妈挨家挨户通知，晚上在居委会小会议室开妇女会，传达“重要精神”，要求“育龄妇女务必参加”。
消息传到林晚书和赵淑芬耳朵里，两人心里都明白，这“重要精神”八成又跟计划生育有关。
近一两年，这方面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明显抓得更紧、更细了。
晚饭后，林晚书把安安哄睡，对周凛川说：“我去开会，一会儿就回来。”
周凛川正在灯下看报纸，闻言点点头：“带上手电，路黑。”
赵淑芬月份太大，行动实在不便，苏明宇本不想让她去，但赵淑芬觉得自己作为医院职工，又是“重点对象”（刚刚特批生育），不去不合适，最后还是让苏明宇扶着，慢慢走了去。
居委会的小会议室里，灯泡瓦数不高，光线有些昏黄。
长条凳上已经坐了不少妇女，多是三四十岁的年纪，有的抱着熟睡的孩子，有的手里还拿着没做完的针线活。
大家低声交谈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略显沉闷的气氛。
林晚书和赵淑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跟相熟的几个邻居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妇女主任李大妈陪着街道分管计生工作的王干事走了进来。
李大妈五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嗓门洪亮。
王干事年轻些，三十出头，剪着齐耳短发，表情严肃，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和一个小布包。
会议开始，先由王干事传达上级最新的计划生育工作文件和指示精神。
她念得字正腔圆，条理清晰，强调“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是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举措，要求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自觉落实”。
底下听着的妇女们，有的认真听着，有的低着头做手里的活计，也有的脸上露出些许无奈或茫然。
赵淑芬听着，手下意识地护着肚子，心里感慨万千。
林晚书则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文件念完，李大妈接过话头，开始用更直白、更家常的语言做“思想动员”。
她讲国情，讲人均资源，讲孩子多了负担重，讲“优生优育”的好处。她说话实在，也举了不少身边的例子，有些妇女听着，不时点头。
“咱们女人啊，不是生孩子的机器。”李大妈声音提高了些，“把孩子培养好，教育好，有一个顶用的，比生一窝不强？咱们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为国家建设出力，是不是这个理？”
这话引起了一些妇女的共鸣，会场气氛稍微活跃了些。
最后，是“发放药具”环节。王干事打开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一盒盒包装简单、印着字的乳胶制品，还有一些小纸袋包着的药片。
李大妈接过，开始一边发放，一边讲解使用方法，态度尽量大方自然，但不少妇女，尤其是年轻些的，都红了脸，低着头不敢看，接过东西就赶紧塞进口袋或手帕里。
“这都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为了大家好，为了家庭好。”李大妈强调，“回去跟自家男人也说清楚，要配合，要支持。咱们妇女同志更要懂得保护自己，科学计划。”
发到林晚书和赵淑芬这里时，李大妈顿了顿。
赵淑芬的情况她是知道的，特批的。
她没给赵淑芬发东西，只是温和地说：“淑芬啊，你现在特殊情况，安心养胎。生了以后，该注意的还得注意。”
赵淑芬红着脸点点头：“谢谢李主任，我明白。”
轮到林晚书，李大妈递给她一小盒和几片药，低声道：“晚书，你家轩轩也大了，安安还小，更得注意。周副军长是明白人，你跟他好好说。”
林晚书脸上发热，接过东西，含糊地“嗯”了一声，迅速放进了衣兜。
冰凉的盒子贴着皮肤，提醒着她某种现实的责任和束缚。
会议在略显尴尬又不得不面对的气氛中结束了。
妇女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会议室，没人高声谈论刚才发的东西，只是互相交换着复杂的眼神，低声说着“走了啊”、“回见”，便融入了夜色中。
回去的路上，赵淑芬由苏明宇接走了。
林晚书打着手电，独自走在清冷的巷子里。
秋夜的凉风吹在脸上，让她有些发热的脸颊渐渐冷却下来。
口袋里那个小盒子沉甸甸的，不仅仅是一件物品，更是一个时代落在每个普通家庭、每个普通妇女身上的、具体而微的印记。它关乎政策，关乎国策，更直接地关乎每个屋檐下的私密生活和未来选择。
回到家，周凛川还没睡，在等她。见她回来，问了句：“开完了？”
“嗯。”林晚书脱下外套，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个小盒子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放在桌上，没说话。
周凛川的目光落在那个小小的盒子上，沉默了几秒。
昏黄的灯光下，他的侧脸轮廓显得很清晰。
“知道了。”他只说了这三个字，声音平稳，听不出什么情绪。
但林晚书知道，他明白了，也接受了。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需要共同面对和承担的现实。
没有更多的言语，两人默契地收拾睡下。夜色深沉，窗外风声簌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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