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剪刀上的意难平
父亲的铜烟斗，总与那把磨得锃亮的剪刀摆在一起，静静躺在堂屋八仙桌的红木托盘里。烟斗是太爷爷传下来的，烟锅包浆温润得能照见人影，烟杆上“勤俭和家”四个刻字被岁月摩挲得发亮；旁边的剪刀，刃口泛着暗哑的银光，靠近手柄的地方有道浅浅的豁口，那豁口像一道没愈合的伤疤，藏着一段父亲至死都没说透，却时常在深夜独自摩挲叹息的意难平。
那剪刀是二爷爷的遗物。七十多年前，二爷爷是镇上最有名的裁缝，姓王的裁缝铺就开在镇口老槐树底下，门楣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风吹过，“王记裁衣”四个字晃悠悠的，比绸缎铺子的幌子还要惹眼。二爷爷的手，是镇上人都夸的巧手，五指修长，骨节分明，捏着剪刀时，手腕轻轻一转，就能裁出最贴合身形的衣料。他裁的嫁衣，领口的盘扣衬得新娘子眉目如画；他缝的棉袄，针脚细密得不透风，庄稼人穿着下地，顶得住隆冬的西北风；就连孩童的虎头鞋，经他的手一剪一缝，那老虎的眼睛都透着股活灵活现的精气神。十里八乡的人，都愿意多走几里路，来找二爷爷做衣裳，说他手里的剪刀，能裁云剪月，更能裁出人心底的体面。
太爷爷常坐在裁缝铺对面的门槛上，抽着铜烟斗，看着铺子里进进出出的人，眉头却总皱着。那时候，太爷爷的杂货铺刚有起色，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生意做得不算大，却也能让一家人吃饱穿暖。太爷爷总觉得，裁缝是手艺饭，守着一方铺子，挣的是辛苦钱，哪有杂货铺的门路广。他不止一次劝二爷爷：“老二啊，你这剪刀再快，一天也就能裁几件衣裳。放下剪刀，来帮哥打理杂货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们把铺子开到县城去，不比你在这小铺子里缝缝补补强？”
太爷爷说这话时，烟锅里的青烟袅袅升起，混着裁缝铺里飘来的针线味，在老槐树下绕了一圈。二爷爷正低头给一件绸缎旗袍锁边，听见这话，手里的剪刀顿了顿，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抬起头，看着太爷爷，眼神里带着一股倔劲：“哥，你不懂。杂货铺卖的是东西，我这剪刀裁的是人心。一针一线，缝的是别人的体面，也是我的念想。”他不肯松口，太爷爷叹了口气，把烟斗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像散了一地的无奈。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二爷爷守着他的裁缝铺，太爷爷打理着他的杂货铺，兄弟俩各忙各的，见面时话却少了。真正的矛盾，是从分家那件事开始的。那年头，家里的老宅翻修，盖了四间宽敞的砖瓦房，太爷爷琢磨着分家，把老宅的东厢房留给父亲，西厢房给二爷爷。东厢房临街，窗户敞亮，摆上缝纫机和裁衣案，正好能当裁缝铺；西厢房靠着后院，更适合住人。太爷爷觉得，这样的安排，是顾着二爷爷的手艺。
可二爷爷却不这么想。他觉得太爷爷偏心，东厢房宽敞，位置也好，分明是更适合住人，却分给了当时才十几岁的父亲。那天晚上，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八仙桌上，太爷爷、二爷爷，还有父亲，三个人坐在桌前，气氛压抑得像雷雨前的天空。二爷爷捏着那把剪刀，“啪”地拍在桌上，声音脆生生的，打破了沉寂：“哥，东厢房我要了。我那裁缝铺太小，东厢房宽敞，正好能扩一扩。”
太爷爷的脸沉了下来，烟杆在手里转了两圈：“老二，东厢房留给你侄子，他年纪小，住得宽敞些好。西厢房够你住，也够你摆那些针线家伙。”“我不管，我就要东厢房！”二爷爷的倔脾气上来了，梗着脖子，“我这手艺，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半大的孩子？你就是偏心！”
父亲坐在一旁，攥着衣角，小声说：“二叔，东厢房给你吧，我住西厢房就行。”可父亲的退让，却没平息二爷爷的火气，反而让他觉得，这是太爷爷逼着父亲让他。太爷爷气得胡子都抖了，指着二爷爷的鼻子：“你眼里只有你的剪刀，只有你的铺子，根本没有这个家！家业要守，不是争！”那是兄弟俩第一次红脸，吵得面红耳赤，烟斗掉在地上，滚到了二爷爷的脚边，烟锅里的火星溅到他的裤腿上，烫出了一个小洞，他却浑然不觉。
第二天一早，二爷爷背着他的工具箱，走了。工具箱里，放着那把磨得锃亮的剪刀，还有他的针线笸箩。临走时，他把剪刀往八仙桌上一拍，留下一句话：“我不靠家里，照样能活出个人样。”太爷爷站在门口，看着二爷爷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手里攥着那个铜烟斗，指节都泛了白。烟锅烧得通红，烫得他手心发疼，他却一句话也没说。
二爷爷的裁缝铺开在了镇外的渡口旁，地方偏僻，生意却没冷清多久。他的手艺摆在那里，来渡口坐船的客商，附近村子的村民，还是愿意找他做衣裳。渡口的风大，吹得他的头发渐渐花白，可他手里的剪刀，依旧锋利。他裁的嫁衣，新娘子穿了都说好；他缝的布鞋，庄稼人穿了都说结实。只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他却从不回老宅。太爷爷坐在门槛上，望着渡口的方向，烟斗抽了一锅又一锅，从日出抽到日落，烟灰落了满身，像披了一件白霜做的衣裳。
父亲那时候已经懂事了，他常说，二爷爷是个犟种，太爷爷也是个犟种，两个犟种碰到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可夜里，父亲却会偷偷溜进堂屋，拿出那把剪刀，借着月光，一遍又一遍地磨。磨刀石在父亲手里转着，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月光洒在刃口上，映出父亲的影子，和太爷爷白天坐在门槛上的影子叠在一起，都带着化不开的愁。
变故发生在一个冬天。那年的雪下得特别大，鹅毛大雪飘了三天三夜，把整个镇子都裹成了白色。邻村的地主家要娶儿媳妇，派人来请二爷爷去赶工，说给的工钱是平时的三倍。二爷爷舍不得那笔工钱，揣着剪刀就出了门。他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后座绑着缝纫机的零件，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到半路，车轮打滑，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缝纫机摔得稀碎，二爷爷的手被车把划破了，鲜血染红了雪地。更让他心疼的是，那把剪刀从口袋里掉出来，摔在石头上，刃口磕出了一道豁口。他爬起来，顾不上手上的伤，疯了似的在雪地里找那把剪刀。找到的时候，剪刀的刃口已经卷了边，那道豁口像一道伤疤，刻在了上面，也刻在了他的心上。
手伤好了之后，二爷爷的右手却留下了后遗症，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握东西的时候，总有些使不上劲。他再也握不稳那把剪刀了，裁衣的时候，线脚总是歪歪扭扭的；锁边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裁坏衣料。来做衣裳的人渐渐少了，裁缝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
消息传到老宅，太爷爷猛地从门槛上站起身，烟斗“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摔出清脆的响。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渡口，雪地里的脚印，深一个浅一个。他看见二爷爷坐在裁缝铺的门槛上，手里攥着那把豁口的剪刀，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铺子里的缝纫机蒙上了一层灰，门楣上的招牌，也被风吹得褪了色。
“回家吧。”太爷爷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被砂纸磨过，“杂货铺缺个管账的，你脑子活，正好帮我。”二爷爷的眼眶红了，他捡起剪刀，声音哽咽：“哥，我这手，废了。我连剪刀都握不住了，还能做什么？”太爷爷捡起地上的烟斗，擦了擦上面的雪，塞进二爷爷手里：“手废了，心没废就好。一家人，哪有过不去的坎。”
那天，兄弟俩坐在裁缝铺的门槛上，抽着同一锅烟。烟斗里的青烟，混着剪刀上的铁锈味，飘出了多年的隔阂。二爷爷终究是回了家，帮着太爷爷打理杂货铺的账目。他的手虽然握不住剪刀了，却能握得住笔，算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是那把剪刀，他再也没碰过，被太爷爷收进了红木托盘里，和那个铜烟斗放在一起。
后来，太爷爷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铜烟斗。又过了几年，二爷爷也走了，走的时候，眼睛望着八仙桌的方向，像是还在惦记着那把剪刀。父亲把那把剪刀和烟斗放在一起，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每天都要擦一遍。他常坐在门槛上，抽着烟斗，看着那把剪刀，跟我讲起那段往事。
“当年要是太爷爷不那么倔，能多体谅二爷爷几分；要是二爷爷不那么犟，能多听听太爷爷的话，哪会闹那么多年的别扭。”父亲抽着烟斗，烟锅的火光忽明忽暗，映着他眼角的皱纹，“兄弟和而家不分，这话，得记一辈子。”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丝怅然，那是一种没能亲眼看着兄弟俩冰释前嫌，好好相守的遗憾。
我小时候，总喜欢摸着那把剪刀，指尖划过刃口的豁口，能感受到岁月的粗糙。父亲会拍掉我的手，说：“别碰，这剪刀上，藏着你太爷爷和二爷爷的念想，也藏着我的意难平。”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叫意难平，只觉得那把剪刀和那个烟斗，都带着一股陈旧的味道。
长大以后，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意难平，从来不是那把磕出豁口的剪刀，也不是那段分家的争执。他的意难平，是两个倔脾气的人，因为一时的执念，错过了那么多年的兄弟情分；是明明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却非要用冷漠和争吵，把彼此推得越来越远。
如今，我也长大了，父亲也走了。那把剪刀和那个铜烟斗，依旧摆在八仙桌上。每次回家，我都会拿起烟斗，摩挲着上面的“勤俭和家”，再拿起那把剪刀，看着刃口的豁口。烟斗里的青烟袅袅升起，混着剪刀上的岁月痕迹，在堂屋里盘旋。
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家和，从来不是谁赢了谁，也不是谁让着谁。它是放下执念，握紧彼此的手；是不管走得多远，都记得，家里有一盏灯，在等你回来。而那把剪刀上的意难平，终究会被岁月的风吹散，留在时光里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那句永远不会过时的老话——兄弟和而家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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