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铜烟斗，总与那把磨得锃亮却豁了口的剪刀摆在一起，静静躺在堂屋八仙桌的红木托盘里。烟斗是太爷爷传下来的，烟锅包浆温润得能照见人影，烟杆上“勤俭和家”四个刻字被岁月摩挲得发亮；旁边的剪刀，刃口泛着暗哑的银光，靠近手柄的地方有道浅浅的豁口，那豁口像一道没愈合的伤疤，藏着两段跨越时光的意难平，更藏着一场浸透血泪的忏悔。
那剪刀最早是二爷爷的遗物。七十多年前，二爷爷是镇上最有名的裁缝，姓王的裁缝铺就开在镇口老槐树底下，门楣上挂着块黑底金字的招牌，风吹过，“王记裁衣”四个字晃悠悠的，比绸缎铺子的幌子还要惹眼。二爷爷的手，是镇上人都夸的巧手，五指修长，骨节分明，捏着剪刀时，手腕轻轻一转，就能裁出最贴合身形的衣料。他裁的嫁衣，领口的盘扣衬得新娘子眉目如画；他缝的棉袄，针脚细密得不透风，庄稼人穿着下地，顶得住隆冬的西北风。
太爷爷常坐在裁缝铺对面的门槛上，抽着铜烟斗，看着铺子里进进出出的人，眉头却总皱着。那时候，太爷爷的杂货铺刚有起色，他总觉得裁缝是手艺饭，挣的是辛苦钱，不如杂货铺门路广。他不止一次劝二爷爷：“老二啊，放下剪刀，来帮哥打理杂货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爷爷却梗着脖子：“哥，你不懂，我这剪刀裁的是人心，缝的是体面。”
矛盾终究还是来了。那年老宅翻修，太爷爷想把宽敞的东厢房留给父亲，西厢房给二爷爷。二爷爷却觉得东厢房更适合做裁缝铺，执意要换。父亲温厚，主动退让，可太爷爷沉了脸：“你眼里只有剪刀，没有家！”那是兄弟俩第一次红脸，二爷爷背着工具箱走了，临走时把剪刀拍在桌上：“我不靠家里，照样能活出个人样。”
二爷爷的裁缝铺挪到了渡口旁，生意依旧红火，只是逢年过节，再也没回过老宅。太爷爷坐在门槛上，望着渡口的方向，烟斗抽了一锅又一锅，烟灰落了满身。父亲夜里总偷偷拿出那把剪刀，借着月光磨了又磨，月光映着他的影子，和太爷爷的影子叠在一起，都带着化不开的愁。
变故发生在一个大雪天。二爷爷去邻村赶工，自行车打滑翻进沟里，剪刀摔出豁口，他的手也受了伤，再也握不稳剪刀。消息传到老宅，太爷爷拄着拐杖挪到渡口，看见二爷爷坐在铺子里发呆，声音沙哑地说：“回家吧，杂货铺缺个管账的。”那天，兄弟俩坐在门槛上，抽着同一锅烟，烟斗的青烟混着剪刀的铁锈味，飘散了多年的隔阂。
后来，太爷爷和二爷爷相继离世，父亲把剪刀和烟斗放在一起，常摩挲着说：“兄弟和而家不分，这话得记一辈子。”那时候，我还不懂，只觉得这把剪刀和烟斗，都带着一股陈旧的味道。
多年后，我——杨爱国，攥着那把豁口的剪刀回皇姑村给亲友帮忙搬家，车子刚拐进村口，就撞见了昔日的故人勇弟。他家二层小楼的房顶上，摊着金灿灿的花生，秀莲正踮着脚往竹竿上搭花生秧，看见我，簸箕“哐当”一声落在房檐上：“爱国？快进屋！听天气预报说后两天有暴风雪，这花生再不收就得烂了！”
“今年这花生，真是捡回来的命。”秀莲给我倒了碗热茶，红着眼圈叹气。今年入秋后，雨下了一个多月，黄河滩的庄稼地全泡在了水里。勇弟承包的几十亩花生地，芽子窜得比苗还高，他蹲在地里直哭：“老天呀，你不给我们留条活路了吗？”雨却执意下着，直到天放晴，勇弟红着眼眶对聚拢来的乡亲喊：“大家伙来帮忙收花生吧，收上来的，一人一半！”
这话像针，扎着勇弟的心——一年的辛劳，平白要分出去一半。可他没得选，再拖下去，花生就彻底烂在地里了。乡亲们没多说什么，扛着锄头提着麻袋就往地里走。收完花生过秤时，勇弟要分一半，好多人却摆手：“勇弟啊，你是异乡人，包地不容易，我们就是拾点花生，冬天打豆浆，过年炒花生豆，够吃就行。”勇弟却认死理，红着脸把麻袋往乡亲们车上搬：“我说了一人一半就一人一半！”
正说着，勇弟骑着摩托车回来了，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即咧嘴笑了。他转身进屋，拿出一个红布包，层层打开，里面躺着的，正是当年我扔在他家门口的那把剪刀。“当年你扔了它，我捡回来磨了好久。”勇弟把剪刀递给我，“你爹后来跟我说，那是你二爷爷的遗物，他知道你心疼，就是拉不下脸道歉。”
我接过剪刀，指尖触到手柄上缠着的新布条，眼眶一下子热了。当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勇弟借剪刀时磕出豁口，和父亲吵了一架，转头就把剪刀扔在了勇弟家门口，还放话说断了交情。后来我外出打工，一去就是二十年，竟不知道父亲偷偷帮勇弟补了好几次漏雨的房顶，孩子生病时，还揣着烟斗送去一沓钱。
车子驶离皇姑村，一路往洛阳的方向奔去。勇弟叼着烟，忽然开口：“刚才院里那户，是我同姓的姑姑家，你和她们家是姨表亲吧？好些年没走动，你指定不知道她家的糟心事。”
我愣了愣，点头称是。勇弟的声音带着怀旧的味道，缓缓道出一段尘封的往事。当年，我那位姑姑经人介绍，认识了姑父顾某。俩人第一次见面，就在李村剧院的大门口，昏黄的路灯下，姑父蹬着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斤水果糖，俩人站在散场的人群里，说了半宿的话。家里人催得紧，没处多久，俩人就拜堂成了亲。
可那时候日子太苦了，顿顿稀粥咸菜，一年到头见不着荤腥。姑父倔脾气认死理，姑姑性子烈眼里揉不得沙子，三观的差异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把一对恩爱夫妻磋磨成了冤家对头。起初是拌嘴，后来是摔东西，暖壶、碗碟碎了一地，街坊邻居隔着院墙都能听见。
偏偏这时候，姑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传宗接代的观念压得人喘不过气，姑姑动了离婚的念头，可身边的熟人都劝她：“女人家就是这命，你离了婚，肚子里的娃怎么办？”姑姑终究是心软了，孩子顺利降生。本以为有了孩子，日子能缓和些，哪成想，娃半岁的时候，俩人又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翻了天。姑姑一气之下，抱着娃回了娘家，这一住，就是一整个冬天。
街坊们都劝姑父：“服个软能掉块肉？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姑父嘴上硬邦邦的，背地里却天天往姑姑娘家那边瞅，路过小卖部还不忘买些娃爱吃的糖糕，搁在窗台上，人却不肯进去。俩人整年不见面，心里反复咀嚼着吵架时的狠话，那些仇和恨，像嚼不烂的草根，咽下去全是苦涩。
眼瞅着要过年了，家家户户扫房子蒸馒头，一派喜气洋洋。姑父终于扛不住了，买了两斤猪肉一捆粉条，厚着脸皮去了娘家。他没说软话，只蹲在炕边逗孩子：“过年了，回家吧，娃该认家门了。”姑姑看着娃在他怀里咯咯笑，心一下子就软了。那年的年夜饭，姑父给姑姑夹了块红烧肉，姑姑红着眼眶，把肉喂给了孩子。那些不愉快，藏在了蒸饺子的热气里，藏在了孩子的笑声里。
可过年的喜庆终究是短暂的，像一层薄薄的糖衣，轻轻一舔就露了底下的苦。年味散去，日子又回到了鸡飞狗跳的模样。没消停多久，两人再次爆发激烈的冲突。起因不过是姑父抱怨姑姑给公婆的棉袄做得太薄，姑姑却红着眼睛反驳：“你根本不懂女人的辛苦！我十月怀胎生娃，半夜喂奶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你在哪？你眼里只有你爹娘，你到底是跟我过日子，还是跟他们过日子？”
狠话一句比一句伤人，男人摔了饭碗，女人蹲在地上，看着满地瓷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夜深人静时，孩子均匀的呼吸声在屋里回荡，姑姑却睁着眼睛到天亮，眼泪一次又一次浸湿枕头。她不止一次地想，若不是这个小生命，她早该头也不回地走了。可看着孩子胖乎乎的脸蛋，她又狠不下心。委屈一点点攒着，心底的恨像野草一样疯长，渐渐吞噬了最后一点理智。她不服这命，走投无路的她，竟在绝望里生出了一条歹毒的计。
那日，男人扛着锄头下地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不满一岁、尚不会讲话的孩子。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她的目光落在窗台上——那里放着一把剪刀，是她平日里缝补衣裳用的，刃口磨得雪亮。鬼使神差地，她走过去拿起了剪刀，冰凉的金属触感传到指尖，竟让她生出一种异样的平静。
孩子看见她，咧开嘴露出没牙的笑容，伸出小手想要抱抱。可她的眼睛里一片空洞，恨压过了所有的爱。她颤抖着手，将剪刀深深刺了下去。
孩子的哭声尖锐而凄厉，瞬间划破了乡村的宁静。隔壁大娘正做着针线活，听见这反常的哭嚎，赶紧跑了过来。推开院门的那一刻，大娘整个人都僵住了——摇篮边的地上一片血泊，孩子哭得气若游丝，姑姑瘫坐在地上，手里攥着带血的剪刀，眼神涣散得像丢了魂。“你、你、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大娘吓得腿软，指着她半天说不出话。
姑姑这才回过神来，丢下剪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声里满是恐惧和绝望。警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带走了失魂落魄的她。随后，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的判决书送了下来，她因故意伤人致重伤，被判处死刑，关押在平原省某监狱。
铁窗之内，日夜都是冰冷的高墙。死刑的判决像一把重锤，砸碎了所有的希望。她常常蜷缩在角落里，一遍遍地回想那个午后，孩子的笑脸、凄厉的哭嚎、沾血的剪刀，在脑海里反复盘旋，像无数根针，扎得她心口生疼。那是针扎火燎般的疼，是油锅烹炸般的疼，百感交集堵在胸口，让她连呼吸都觉得沉重。
家里人也曾来探望过她，看着亲人红肿的眼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哭。她毁了孩子，毁了家，也毁了自己，所有的后悔都晚了，所有的忏悔都显得苍白无力。
在一个冬日的深夜，监狱里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在铁窗上的声音。她摸黑起身，把囚服一点一点撕成布条，拧成一根粗糙的绳子。她踮起脚，把绳子挂在了床沿下。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像是要把世间所有的罪恶都掩埋。她闭上眼，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孩子的笑声，只是这一次，那笑声里带着无尽的悲凉，成了她生命尽头，最沉重的忏悔。
车子驶入洛阳城，窗外的灯火渐渐密集起来。我攥着那把豁口的剪刀，指尖的薄茧蹭过刃口的锈迹，恍惚间，铜烟斗的烟丝味、花生的潮气、还有那股化不开的血腥味，一起涌进了鼻腔。
我忽然明白，这把剪刀上，藏着二爷爷和太爷爷的执念，藏着我和勇弟的年少轻狂，更藏着一位母亲在绝望里犯下的罪孽，和一场迟来的、再也无法挽回的忏悔。而烟斗上“勤俭和家”的刻字，在灯火里愈发清晰——家和，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放下执念，握紧彼此的手；是熬过柴米油盐的磋磨，守住心底的那一点爱。
可惜，有些人，有些事，终究是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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