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月，北京。凛冽的北风依旧刺骨，却吹不散这座帝都上空弥漫的硝烟与屈辱。此时，京城仍处于庚子事变后八国联军的军事占领之下。而南城，这片昔日商贾云集、市井繁华之地，如今承载了最深重的战争创伤与最刺眼的殖民印记。
南面的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等七座城门，皆有身着异国军服的哨兵把守，枪刺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寒光。正阳门（前门）那宏伟的箭楼已被英军炮火焚毁，只剩下焦黑的骨架，如同一具巨兽的残骸，无声地诉说着那场劫难。更触目惊心的是，为铺设通往卢沟桥的铁轨，英军悍然在外城西段城墙（后世北京南站北侧）强行拆开了一个约五十米宽的巨大豁口。六百年来首次被如此粗暴打破的城墙，碎石狼藉，裸露的铁轨与枕木像一道丑陋的伤疤，旁边紧挨着洋兵的岗棚。
贯通南城的中轴御道——前门至珠市口至永定门一线，石板路面被联军炮车碾得碎裂不堪。大街两侧的铺房，十之七八已成废墟，焦黑的梁柱歪斜地指向天空。时人日记记载“灰烬没踝，行者皆沿墙根”，一片劫后凄惶。正阳门外曾经的商业精华“棋盘街”地带，如今被八国联军改造成了临时的露天集市，帆布帐篷林立，兜售着从各处劫掠来的物品、旧衣裳以及稀罕的“洋罐头”，间杂着卖唱声和拉洋片的吆喝，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占领军与京城贫民混杂的奇特市场。
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南段被划为“警戒线”，街口沙包垒砌工事，各国兵营、医院、马厩连成一片，多国国旗在旗杆上飘扬，华人若无特制通行证，不得靠近。
庚子之乱，大量内城居民逃难至南城，使得这里人口激增约三成。无处栖身的人们在废墟上搭起仅能容身的“窝铺”——草席与碎砖垒成的小棚，沿着城墙根、坛墙根连绵数里。二月寒夜，依然能听到从这些窝铺中传出的啼饥号寒之声。
南城原本会馆林立，二十七省在此建有六百四十七处会馆，如今多数被洋兵占作营房或马厩。气派的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大门外，钉着“某国兵营”的木牌，院内堆满弹药箱，门前布设着铁蒺藜。
前门大街的路面上，除了传统的骆驼队和骡车，出现了联军军官乘坐的四轮马车和当时极为稀罕的自行车。街角由英军设置的首批洋式汽油灯，在夜间发出时人看起来“亮如白昼”的光芒，常引得衣衫褴褛的市民远远围观。
清政府的衙门，如工部税关、正阳门监督衙门等，或已成残垣断壁，或大门紧闭，官员尚未返回。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设立的“巡捕局”与由其招募华人组成的“华捕队”，在主要街口设岗亭，对过往行人随意搜身，强征“通行证费”。
传统的“前三市”——前门大街、鲜鱼口、大栅栏，唯有大栅栏尚有部分铺户勉强恢复营业，多数则变成了售卖抢来货物的“抢货摊”和简陋的“地摊茶棚”。在前门箭楼的废墟下，自发形成了一个黑市，买卖着从各处流出的旧宫灯、绸缎、家具，时人称之为“灰市”。
由英军在1900年冬铺设的南城最早近代火车站——“永定门站”（位于后世南站以北），已简易通车。二月里，每日有一至两列军需列车开行，平民支付费用亦可搭乘。那木栅栏和帐篷构成的“洋式站台”，成为京城一道突兀而又预示着某种不可逆转变化的新景观。
在一片破败中，也有一些微弱的救济之光。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利用被毁的庙宇废墟，在南城设立了三处临时粥厂和一间小型诊疗所，由传教士与华人教徒施粥、施药，每日就食者约两千人。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在庚子年被焚，至此时仍是断壁残垣，神父在残墙外搭起布棚做弥撒，教友们席地而坐，为战乱中的死者祈祷，那场景被外国记者摄入镜头，成为这个时代苦难的注脚。
前门五牌楼的木构虽存，但彩绘剥落，牌楼下是等待雇佣的苦力聚集的“人市”，苦力们身后，便是大片焦黑的铺户地基。从城墙上向南眺望，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灰黑色瓦砾的海洋，其间零星点缀着低矮的草棚和高耸的异国旗杆，这便是1901年早春北京南城最典型、最令人窒息的视觉图景。
然而，就在这片满目疮痍之中，距离南城不远的内城东隅，一丝畸形的“繁华”正在萌芽。
东单菜市西侧（后世东方新天地位置），在1901年是北京东城的核心商业区之一。这里北邻连接内城与使馆区的东四南大街，南通往外城的崇文门大街，地理位置优越。东单菜市本身是北京最大的蔬菜肉类市场，每日清晨人声鼎沸。附近已有外国侨民的公寓和小型商铺，消费能力初具。
这里呈现出一种传统市井与异国风情交织的奇特面貌：菜市内是中国商贩熟悉的吆喝，街角却悄然出现了服务外国侨民的西式咖啡馆和面包房。建筑多以中式四合院和低矮商铺为主，但靠近使馆区的路段，已零星矗立起两层西式砖楼。
在这片区域，一栋原为米商仓库的两层中式木构建筑被改造一新，加盖成了三层小楼。外墙刷着醒目的米黄色涂料，屋顶仍覆传统青瓦，门楣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北京饭店”木牌，下有法文“Restaurants pékin”，字体模仿流行的“馆阁体”，力求中西合璧。窗户采用拱形木窗（仿西式），窗台上摆放着月季、夹竹桃等盆栽，试图融合中式雅致与西式通透。门前砌有砖阶，两侧立着一对石狮子，但狮子的造型却少了传统中的威严，头部更为写实，带上了西化的痕迹。
这家新开张的饭店，堪称此时北京城内最高档的西餐厅，经营面积约二百平方米：
一层餐厅：约八十平方米，摆放着十张铺着白色亚麻桌布的长桌和二十把西式靠背椅，墙面挂着描绘法国风景的油画，餐具是亮闪闪的银器。还设有雅间、吧台以及几处露天座位。
二层设有六间客房，每间约十五平方米，配备了当时罕见的铁架床、羊毛地毯甚至西式马桶，部分房间带有可俯瞰街景的小阳台。
后厨与吧台：橡木打造的吧台上陈列着轩尼诗、马爹利等洋酒。厨房引进了从上海进口的西式炉灶和冷藏设备，能够制作标准的牛排、浓汤等法式大餐，同时也备有北京烤鸭以迎合中国顾客。
饭店在《顺天时报》、《北京公报》上刊登广告，强调“西式风味，中式服务”，主要目标客户是外国驻军军官、东交民巷使馆职员、在华洋行买办，以及部分追求时髦的中国官员与文人。
服务员身着中式短褂搭配西式围裙，能使用英语、法语和中文进行服务。餐厅里最新潮的留声机播放着当时的流行音乐，音乐在法国香颂与中国传统戏曲间切换。晚间提供烛光晚餐，桌上摆放着从东单菜市采购的鲜花，极力营造着一种与墙外破败现实格格不入的“异国情调”。
然而，这家散发着浓郁法式风情的饭店，其老板却是一位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马尔切利。
这正是孔塔里尼家族那位眼神锐利、心思缜密的二管家卢多维科·马尔切利的侄子。自从去年底，卢多维科代表老孔塔里尼先生前往托尔切洛岛，考察了王月生以“财礼”名义“送”给贝亚特里切小姐的那份令人惊叹的产业后，他便从内心深处成了王月生商业手腕的忠实拥趸。当他得知王月生希望通过玛丽埃塔小姐物色一位可靠的意大利人去北京，从头筹建一家现代化饭店时，卢多维科毫不犹豫地举荐了自己的亲侄子安东尼奥。他深信，追随王月生的眼光和步伐，远比听信西方报纸上那些对清国的妖魔化报道更有前途，即便此时的北京，仍处于联军刺刀下的管制状态。安东尼奥带着叔父的期望和王月生提供的、经过玛丽埃塔之手转交的启动资金与经营理念，在这片充满废墟与机遇的土地上，点燃了“北京饭店”的第一盏煤气灯。
此时，北京饭店一楼餐厅内，煤气灯散发着温暖而明亮的光晕，留声机播放着轻柔的法国香颂，与窗外残破的北京城景象恍若两个世界。空气中弥漫着烤面包、煎牛排和葡萄酒的混合香气，营造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安逸与奢华。
吧台区域，气氛尤为热烈。饭店老板，年轻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马尔切利，正被三个欧洲男子围住。其中两位——法国人贝朗特和意大利同胞佩拉蒂——情绪尤为激动，而另一位，右眼戴着眼罩的意大利人卢苏，则显得有些喋喋不休。
法国人贝朗特显然已颇有醉意，他一手撑着光滑的橡木吧台，另一只手颤抖地划了一圈，大着舌头对安东尼奥说：“安东尼奥，我亲爱的朋友…或者说，可恶的竞争对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这个地方，这个绝佳的位置…” 他醉眼朦胧地环顾着装修一新的餐厅，“我和佩拉蒂，我们早就看上了！我们甚至计划把我们开在崇文门内那条该死的苏州胡同里的小酒馆搬到这里来！连名字，上帝啊，连名字我们都想得跟你一模一样，就叫‘北京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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